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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
吕祖谦(1137年4月9日—1181年9月9日),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为与伯祖吕本中相区别,亦有“小东莱先生”之称。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原籍寿州(治今安徽凤台)。南宋著名理学家、文学家,出身“东莱吕氏”,为吕夷简六世孙、吕大器之子。淳熙八年(1181年)卒,年四十五。宋宁宗时,追谥“成”。嘉熙二年(1238年),改谥“忠亮”。吕祖谦博学多识,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他所创立的“婺学”(又称“金华学派”),也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派,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著有《东莱集》、《历代制度详说》、《东莱博议》等,并与朱熹合著《近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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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家世显赫
  生于宋高宗绍兴七年三月十七日(1137年4月9日)。他出身官宦世家。九世祖吕梦奇,唐末五代时东莱人,曾任后唐户部侍郎,乃吕蒙正、吕蒙亨之祖父;八世祖吕龟祥,殿中丞,知寿州,遂家于寿州;七世祖吕蒙亨,官至大理寺卿,其从父兄吕蒙正,为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状元;六世祖吕夷简、五世伯祖吕公弼、五世祖吕公著,皆曾入朝为宰相。高祖吕希哲,自其以下,包括曾祖吕好问、伯祖吕本中、祖吕弸中、父吕大器等,皆为朝廷命官。如此一代一代连续不断地在朝为官,在宋以前和以后的历朝中不多见。
  吕氏家族除官位显赫外,学业上也颇有建树,清人王梓材在校订《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所加按语说:
  “谢山(按指全祖望)《札记》:‘吕正献公家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献子希哲、希纯为安定(按指胡瑗)门人,而希哲自为《荥阳学案》。荥阳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弸中,别见《和靖(按指尹焞)学案》。荥阳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为《东莱学案》。共十七人,凡七世。然荥阳长子好问,与弟切问历从当世贤士大夫游,以启紫微,不能不为之立传也。”
  足见吕氏家学之深厚。全祖望的计算尚不准确,吕氏家族当入学案(指《宋元学案》)的,七世尚不止17人。所以《宋史·吕祖谦传》说:“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
  吕祖谦原籍寿州(治今安徽凤台),生于婺州(今浙江金华)。建炎年间,其曾祖父吕好问携全家避难南迁,宦游婺州,至其祖父吕弸中始定居其地。当时,学人多称其伯祖吕本中(1084年—1145年)为“东莱先生”,吕祖谦则称为“小东莱先生”。到了后世,一般均称吕祖谦为“东莱先生”了。
  少时科试
  吕祖谦在《除馆职谢政府启》中,对自己作了如下概括:“自其少时既夺移于科试,及乎壮齿,又堙废于隐忧,竟失全功,徒怜初志。”这是颇合实际情况的。吕祖谦儿时,随父亲在福建任所,他先从师于林之奇,后随父至临安,又从师于汪应辰和胡宪。林之奇字少颖,一字拙斋,学者称三山先生,是吕祖谦伯祖吕本中的门弟子。据《宋元学案》称,吕本中“教之以广大为心,以践履为实,称高弟”。从这个意义上说,吕祖谦又成了他伯祖吕本中的再传弟子,足见其在学业上,受其伯祖影响最深。据《宋元学案》称:“先生于学,博综诸家。”这对吕祖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胡宪字原仲,是著名学者胡安国的侄子,从胡安国学,因居住在籍溪,故自号籍溪先生。“先生质本恬淡,而培养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时然后言。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温然。虽当仓卒,不见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尝校也。”这些个人修养,亦对吕祖谦有很大影响。
  绍兴十八年(1148年)四月,吕祖谦祖父吕弸中致仕,吕祖谦得恩补为将仕郎。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改为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为右迪功郎,授严州桐庐县尉,主管学事。这时,他才二十五岁。但吕祖谦并未看重这些官职,他甚至并没有去上任,而一心要走科举入仕的道路。
  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吕祖谦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这年四月,先考中博学宏词科,接着又中进士。孝宗特下诏“减二年磨勘,堂除差遣”。史臣在这里还特别注明:“祖谦既中选,赐同进士出身,相继放进士榜,又登上第,故有是命。”吕祖谦由此而特授左从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学教授。其制词说:“尔两科皆优选,宜有以旌其能,资叙超升,是亦常典,可特授左从政郎,差遣如故。”看来仕宦的生涯已向吕祖谦展开了坦途,但他的命运不济,实际上,他所谓的“隐忧”也随之到来了。就在吕祖谦连中两科的前一年,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他的妻子韩氏(韩元吉之女)去世,所生男亦夭折。
  乾道二年(1166年)十一月,他的母亲去世,归葬婺州。由于为母亲守丧,他只得以教授学子为业。
  乾道五年(1169年),他再娶韩氏(为原配之妹),并到严州任所。
  乾道六年(1170年),他升任太学博士,并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次年(1171年)五月,第二任妻子韩氏又去世,所生女亦夭折,在精神上给吕祖谦带来了极大痛苦。
  乾道八年(1172年),父亲因病告归,并以这年二月去世。在守丧的三年中,他仍以教授学子和著述为事。
  淳熙三年(1176年),守丧期满,因李焘的推荐,升任秘书省秘书郎,并兼国史院编修官与实录院检讨官。这一年,正四十岁。这时,他已疾病缠身。
  淳熙四年(1177年),又娶芮氏为妻。
  淳熙六年(1179年)七月二十八日,其妻芮氏又去世,这一年他四十二岁。
  淳熙八年(1181年)七月二十九日(9月9日),吕祖谦病故,享年四十五岁。嘉定九年(1216年)正月,宋宁宗赐吕祖谦谥号为“成”。
  嘉熙二年(1238年),宋理宗改谥吕祖谦为“忠亮”。后追封开封伯。景定二年(1261年),配享孔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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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
  尽管吕祖谦一生屡遭不幸,但在学业上体现的那种宽宏函容和兼收并蓄的精神,仍使他独树一帜,成为南宋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清代学者全祖望在校补《宋元学案》的过程中,很能发现吕祖谦为学的特点,他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他还说:“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纪其偏,宰相之量也。”这确是吕祖谦的风格和为学特点,而表现这一风格和为学特点的,莫过于他促成了朱、陆的“鹅湖之会”。
  所谓“鹅湖之会”,是指以朱熹为首和以陆九渊为首的两个针锋相对的学派,于淳熙二年(1175)在江西信州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辩论会,这是我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聚会,为时三天,于当年六月八日结束。《象山全集》所附《年谱》,引有陆九渊门人朱亨道的一段话:“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吕祖谦自己亦曾回忆此事说:“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一个“就实入细”,一个“欠开阔耳”,一褒一贬,判然分明。足见就总体来说,吕祖谦是倾向于朱熹,而对陆九渊是有所批评的。
  吕祖谦十分注意读史。朱熹对吕学有所评述。一次,门人黄义刚向老师“问东莱之学”。朱熹便回答他:“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又一次,朱熹问他的门弟子吴必大:“向见伯恭,有何说?”必大回答:“吕丈劝令看史。”朱熹对此很不满意,发议论说:“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某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亦不敢劝学者看经。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学》。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这里朱熹的意见显然十分偏颇,既不劝学者读史,也不劝学者看经,甚至连《论语》、《孟子》“也不敢便叫他看”,而只令“看《大学》”一种,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己之见,并没有什么十足的道理可言。
  吕祖谦既重视读史,他劝人看《左传》、读《史记》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吕祖谦十分重视通史,他留下的未竟史著《大事记》12卷(通释3卷,解题12卷),就是一部本拟“起春秋,后讫于五代”的编年体通史。可惜天不假年,他只写到汉武帝征和三年便去世了。不过,从他留下的这部分书看,这是一部严谨的史著,连对吕祖谦教人读史颇有微词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其书甚妙,考订得子细”。这部书,每个事目都注明出典,如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便注明:“以鲁史、《左传》修。”每条都如此,一丝不苟。本书另附通释3卷,解题12卷。吕祖谦说:“《大事记》者,列其事之目而已,无所褒贬抑扬也。熟复乎通释之所载,则其统纪可考矣。解题盖为始学者设,所载皆职分之所当知,非事杂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凡所记大事无待笺注者,更不解题。”可见解题就是笺注读这一条应当掌握的知识。仍以上条“孔子卒”为例,解题说:“鲁史、《左传》皆书己丑。杜预曰,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这的确都是“职分之所当知”的事。而通释,则正如陈振孙所说,是“经典纲要,孔孟格言,以及历代名儒大议论”。“学者考通释之纲,玩解题之旨,斯得先生次辑之意云”。
  吕祖谦于读史极下功夫,有《十七史详节》273卷传世。诚如清代四库馆臣所说:其书“所录大抵随时节钞,不必尽出精要”。看来这是吕祖谦读史时随手抄出的,具有选本性质,故得流传。
  另一较有影响的史著是《东莱博议》,又称《左氏博议》,虽是“为诸生课试之作”,却多有吕祖谦的真知灼见。全书共4卷,选《左传》文66篇,分析透彻,议论明达,不少地方,阐发了他卓越的史学思想。如在《曹刿谏观社》一文,吕祖谦便盛赞了史官的直笔。他说:“当是时,人君之言动,史官未有不书者。为君者视以为当然而不怒,为史者视以为当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遗直也。其后管仲之戒齐桓也,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虽是,而已开作而不记之端也。又其后,周王之私犒晋使也,曰,非礼也,勿籍。周王之所举已非,而且显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时之史官世守其职,公议虽废于上,而犹明于下。以崔杼之弑齐君,史官直书其恶,杀三人而书者踵至。身可杀而笔不可夺,鈇钺有敝,笔锋益强。威加一国,而莫能增损汗简之半辞,终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于世,是果谁之功哉!”又说:“使其阿谀畏怯,君举不书,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春秋》以示万世,将何所据乎?无车则造父不能御,无弓则后羿不能射,无城则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这种对古代史官的高度评论,在理学大盛的南宋,可谓不同凡响,反映了吕祖谦重视史学、重视文献有征的求实精神。
  吕祖谦在任史官时,曾参与编修《徽宗皇帝实录》200卷,又曾奉旨校正《圣宋文海》,这就是由他重新编选的《宋文鉴》。这部书共150卷,所涉诗文集800余家。其书“断自中兴以前”,保存了北宋大量的诗文。吕祖谦曾对他的侄子吕乔年说:“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都可见吕祖谦在选文时的良苦用心。此书初成,朱熹并无赞辞,但晚年经过仔细研读,却说:“此书编次,篇篇有意……其所载奏议,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思,尽在其间,读者着眼便见。”足见本书的编选是极有功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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