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谏·沉江  

《七谏·沉江》出自《楚辞》，为西汉辞赋家东方朔所作。此辞先描述了屈原在投汨罗江前的痛苦挣扎；接着写了朝政的昏暗，以及屈原壮志未酬的遗憾和无奈；最后向君王表白了自己的忠诚。全辞通过追忆前朝圣贤，总结了古往今来的兴衰，同时也对楚国的现实进行了批判，表达了屈原对君王失政的痛心。即使身处险境，依然心系故国，心系君王。呈现了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

《七谏·沉江》是一首代言体辞。王逸《楚辞章句》认为：“东方朔追悯屈原”，作《七谏》。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屈原在写下他的绝命词《怀沙》之后，“怀石遂白沈泪罗以死”。东方朔这首《沉江》便是用代言体模写了屈原投江自杀前的悲愤之情和复杂心理。

整体赏析
全辞四十句，大致可以分作三段。第一段（1-9句），中心是“惟往古之得失兮”，是说这段文章主要抒写屈原对历史兴亡的思考。诗人开篇提出一个结论：“惟往古之得失兮，览私微之所伤”。这不仅是此段的中心，同时也是全篇的主题，此辞中所涉及的历史或现实的题材，都为这一结论的形成提供了依据。这种把世道盛衰仅仅归咎于是否“亲近佞臣（‘私微’）”的思想，作为一种历史观似乎有些浅薄，但它比起古今中外诸如“天道循环”、“绝对理念”之类形而上的高深学问来，却更富有现实的感性内容和批判意义，历史的耻辱与灾难，人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诗人在剖析了齐桓公、晋献用佞信谗的惨痛教训和巨大危害之后，进而通过“纣暴虐以失位兮，周得佐乎吕望。”的鲜明对比，呼吁国君表彰耿直、近贤远佞，指出唯有如此，国家方有复兴的希望。到此诗人怀着激情描绘了这一盛事的憧憬：“贤俊慕而自附兮，日浸淫而合同。明法令而修理兮，兰芷幽而有芳”。
第二段（10-22句），大意是“苦众人之妒予”。这段承接上文，笔锋转入现实，抒写诗人自己遭到群小排斥、污蔑的痛苦。诗人的痛苦是复杂的、多层次的。他不仅为“反离谤而见攘”悲愤，也不仅因“怀计谋而不见用”苦恼，诗人尤其深感焦虑和伤痛的是“商风肃而害生兮，百草育而不长”，“废制度而不用兮，务行私而去公！”美好的东西被摧残了，国家的法度被破坏了，整个社会迅速地向着腐败堕落，“终不变而死节兮，惜年齿之未央”，诗章在低沉的悲观中为诗人高昂的气节所振起。
第三段（23-40句），主旨是“冀幸君之发蒙”。这段写国君昏庸不辩忠奸，以致断送了国家的前途而不觉悟。诗人超前敏锐，洞悉祖国命运的危机，而奸佞之徒却变本加厉，结党营私。在这法制混乱，政治腐败的严峻时刻，正直的人有何指望？只得自沉汨罗江。
以上三段，层次清晰，个有侧重而又有机统一。“惟”、“苦”、“冀”，思考、苦恨、希望，直至最终绝望不忍，形成全文的诗情脉络和结构框架。在这一脉络和框架上，作者围绕“惟往古之得失兮，览私微之所伤”这一主题，通过历史的反思深刻地审视现实，把诗人死前的深广忧愤和复杂心理作了详细的描写，从而展示了诗人“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刘安《离骚序》）的崇高精神境界。可知屈原的沉江，既不是感情的冲动，也不是无谓的自绝，而是保持人格理想的从容选择和实现劝世劝君的英勇壮举，不是精神的崩溃，而是精神的超越。所以全辞表现了一种无所畏惧的平静态度。
全辞在表现手法的特点。其一是对比，历史与现实，忠臣与奸佞，明主与昏君。这种对比手法植根于作者对现实生活矛盾的深刻认识，举重就轻地表现了诗人爱憎分明的情感态度和思想倾向，揭示了诗人置身社会冲突的悲剧命运。其二是比喻，善用象征性比喻来表达诗人的审美思想，在第一段虽然只有一句“兰芷幽而有芳”，而在二、三段却不胜枚举。其三是抒情、议论的主体结构中缀以叙述，诸如“将方舟而下流兮”，造成文章的波澜，推进层次的变化，与流放诗人的生活节奏和谐统一。
名家评价
东汉文学家王逸《楚辞章句》：“言正直之臣，端其心志，欲以辅君，反为谗人所谤讪，身见排逐而远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