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缕曲·丙午生日自寿  

译文
年岁又长了。我要上书玉帝，询问生我有什么意义？我不相信功名富贵如懒残和尚所预言的那样。出生到现在这样，让人很惶恐羞愧。三十岁才成名已经算是晚了，况且自己还是个庸人，到现在还像寄身于人。想起那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土暮年，壮心不已”，自己又猛醒奋起。
就让我妄言胡说吧。如果碰到时机被重用，等到完成辅佐君王大业的那天，我将归隐故里。欣赏完歌舞散出钱财，购买尽各种名家奇书。在我百年之后，皇上赐我谥号，麻烦诸位当今的班范虞褚，奉旨为我写碑文传记吧。槐树的影子已落，不知道酒醒了吗。
注释
金缕曲：词牌名，又名“贺新郎”“乳燕飞”“金缕词”“金缕歌”等。一百十六字，上片五十七字，下片五十九字，各十句六仄韵。
丙午：即康熙五年（1666）。
马齿：马的牙齿随年龄而添换，看马齿可知马的年龄，故常以为谦词，借指自己的年龄。
天公：天帝。
投笺：上书意。笺，文体名，属奏记类。
懒残分芋：懒残是唐代和尚明瓒的别称。明瓒居衡山，性疏懒，常食众僧吃剩的饭菜，故时人称为懒残。他曾经煨芋给李泌吃，并说：“慎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
如斯：如此。
惶愧：惶恐羞愧。杀：用在动词、形容词后表示极度。
坠地：落地，指出生。
悠悠：众人，常人意。
如寄：像寄身于人，不自主、不自立。
姑妄言之：姑且随便说说。语出《庄子·齐物论》“予尝为女妄言之，女以妄听之。”
会：恰巧，适逢。遭逢：遇到、碰到。拂衣：提衣，振衣，表示某种感情。
致君：谓辅佐国君，使其成为圣明之主。
拂衣：振衣而去，谓归隐。归里：回故乡。
黄金：泛指钱财。就：完成。
异书：珍贵或罕见的书籍。
累：麻烦。
谥议：亦作“諡议”。古代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等死后，下礼官评议其生平事迹，依据谥法拟定谥号，奏请钦定，谓之“谥议”。
班范：指班固和范哗。虞褚：指虞世南和褚遂良。
微臣：卑贱之臣。常用作谦词。
奉敕：奉皇帝的命令。
末句一作“千载下，有生气”，或为丙午原作，“槐影落，酒醒未”当是作者晚年所自订。

　　康熙五年丙午（公元1666元），作者30岁生日填此自寿。是年，贞观在京师，以京兆试第二而任国史馆典籍，仅仅是七品的小官，这对于满怀经邦济世宏愿的诗人来说，实在是与愿望相去甚远，故当30岁生日时，借自寿而抒情写怀。

　　词的上片写词人“三十而不立”的牢骚，但并不悲观消极，末两句“惊伏枥，壮心起”正反映了诗人积极进取的精神；下片写词人对未来功成名就的想象。
　　这首词在艺术技巧上有独到之处。词人采取上书玉帝的形式质问玉帝“生予何意？”想象奇特。此外，过生日无所忌讳，把自己未来死后的事信手拈来，这也是一般封建文人难以做到的。词人通过自己“百年”后境况的想象，既表达了对未来命运的希冀，又跟朋友们开了玩笑，增强了词的幽默与情致。
　　上片从“马齿加长矣”一句开始，便透溢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慨。在这种感慨之中，不难体味出其中有着一脉对于命运的惶惑。正是这种惶惑，使得作者忽发奇想地要投笺天公，问让他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意义何在。全词都立足在“生余何意”这四个字上，这是全词意脉之所在。
　　“不信懒残恨芋后”以下四句，便对投笺天公的原因作了说明。“懒残煨芋”四字，表明了生活状况的相对贫贱。辛弃疾于投闲不得志时，还能过上“细读《离骚》还痛饮，饱看修竹何妨肉”(《满江红·山居即事》)的生活。“痛饮酒，熟读《离骚》”是“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的，而按照苏轼的意思，有肉则可无瘦，有竹则可无俗。对于上则想为攀龙客、下则想为雅逸士的封建文人来说，煨芋黄梁的生涯，叫人“惶愧杀”。
　　不过，有一点得注意，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会哭穷。他们在看到别人青云直上时，对于自己的相对贫贱总有一种强烈的不满，其实并没有穷得如同劳夫织妇那样只能以杂粮充饥的。如果真穷到像范进卖鸡那个地步，连别人来报喜说高中了尚且以为是诳人，也不会有“男儿坠地”的口吻和“富贵如斯”的感叹。这种哭穷反映到诗词上，便表现为一种以清贫为儒生着色的特点。郑燮《满庭芳·赠郭方仪》云：“白菜腌菹，红盐煮豆，儒家风味孤清。破瓶残酒，乱插小桃英”，便直以白菜红盐、破瓶残酒之“孤清”描状“儒家风味”了。这首词中“懒残煨芋”四字在思想和艺术上亦应作如是观。
　　“三十成名身已老，况悠悠此日还如寄”。顾贞观当时恰好30岁，正是在这一年他中举，并被擢为秘书院典籍。从此词的内容上看，此词大约作于他中举前，三十而立，功名无着，故有悠悠如寄之叹。社会的挤压，迫使士人们想早占高位要津，但这又并不容易。于是作者乃写下由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短歌行》)中化出的“歌伏枥，壮心起”这样的自我鼓励之词。
　　总起来看，上片所表达的心态十分复杂：惶愧之中交织着不甘，激烈之中有着一脉苍凉，急切的功名之心中又浸着悠悠无成的懒残之情。不过，总的基调趋向是奋发的，于是下片转而抒写自己的功名理想。
　　“姑妄言之”四字是下片的立足点。他姑妄言之的东西，无非是黄金、歌舞、异书、名士、谥议之类的荣华富贵。其自许当然甚高，以至要班固、范晔这样的文章家，虞世南、褚遂良这样的书法家，奉皇帝之命来为他书写碑记。但是，一股张狂的庸俗气味也随之弥散了出来。
　　辛弃疾也写过一首“致君”理想的词，即《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同样要“致君事了”，同样企图获取“生前身后”之“名”，但辛弃疾是把恢复中原的事业放在首位的，名是依附于国家民族的大业之上的，而顾贞观所想不过是“富贵如斯而已”。虽然顾词亦颇有以议论入词的特色，词气亦壮，这些特色同辛词有所相通，但是思想境界的判然有别，最终决定了作品价值的不同。
　　然而，现实是冷峻的，尽管顾贞观“言”得如此之壮，如此之“妄”，但他还是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功业，他47岁即返乡读书终老。中国封建社会中这样的知识分子千千万万，这是他们的悲剧，也可能是儒家思想的悲剧。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真正荣华之人写其富贵，倒也不像顾贞观这样张狂。南朝梁代宫廷俸臣庾肩吾《侍宴宣猷堂应令》诗云：“炉香杂山气，殿影入池涟。艳舞时移节，新歌屡上弦。”此四句无一金玉字眼，无一点张狂气息，而帝王大臣宫苑之游的气象便自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