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吾先生遗言  

译文
春天以来多病痛，很快就要去世了，庆幸能写下这个遗言，落在好朋友的手里，这是最难的事，也是我最幸运的事，你们不可不知道这事的重要。
假如一旦去世，马上选择城外的高坡，朝南挖一个坑，长一丈，宽五尺，深到六尺就可以了。已经这样深，这样宽，这样长了，再在这个坑中挖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超过六尺半，宽不超过二尺五寸，以安放我的身体。已经挖了二尺五寸深，就用芦席五张在下面填平，把我的身体放在芦席上面，这难道有一丝一毫不清净吗！我放心了，既是安乐的地方，就不要太俗气了，不要为别人的话所动摇，急于求好看，来伤害我本来的愿望。即使马经纶能给我准备丰厚的葬具，也终究不如顺着我的心意来办为好。这是我最最要紧的话。我人一死，就应当马上挖这个安放我身体的坑。
还没有入坑时，把我的身体放在板子上，用我当时穿的衣服就可以了，不要再换新的衣服，使我的身体不安。但脸上要加一个遮盖的东西，头照旧放在枕上，用白布中单把我的全身盖住，再用裹脚布成廿字状缠在上面，派得力的四个人平着扶出，等到五更初开门的时候轻轻地抬出去，到了坟墓，就可把我的身体放在芦席之上，板子再抬回去还给主人。已经放好了我的身体，上面加二三十根椽子横搁在我的身体上。搁好了，仍用芦席五张铺在橼子上，再放进原来挖出的土，捣土使它结实、平整，又加上一点浮土，使别人一看就可以知道这里放了我李卓吾的身体。周围栽上树木，在坟墓前立一块石碑，上面写明是“李卓吾先生之墓”。字要四尺大，可请焦竑来写，想必他是不会推辞的。
你们想要守墓，必须是突心实意要守。果真是实心实意要守，马经纶一定会安排你们的，你们不必惊疑。假如实在与我不相干，可听凭他自己离开。我活着的时候没有亲人相随，死了以后也不需要亲人看守，这道理是最容易明白的。
希望不要改变我这一字一句。二月初五，李卓吾遗言。希望一定听从！希望一定听从！
注释
⑴李卓吾：卓吾是李贽的号。
⑵尔等：你们这些人。
⑶城外：指通州（今属北京）城外，当时李卓吾寓居通州。高阜：即高地。
⑷魄：原指依附形体而存在的精神，此指身体。
⑸马诚老：马经纶字诚所，官至御史，《续焚书》中多称为“马侍御”，因触怒神宗，被贬斥为民，回通州家居。厚终之具：指厚葬的用品。
⑹阁：通“搁”，放置。
⑺圹（kuàng）：墓穴。
⑻焦漪（yī）园：即焦竑。竑字弱侯，号漪园，又号澹园，江宁（今江苏南京）人，明代学者，李贽的好朋友。
⑼马爷：即马经伦。

晚年的李贽，因身体多病，常想到死。他在《与周友三》中说：“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然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可如何！但等死之人身心俱灭，筋骨已冷，虽未死，即同死人矣。”在《与友人书》中又说：“多一日在世，则多沉苦海一日，诚不见其好也。……所喜多一日则近死一日。”（均见《续焚书》卷一）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春天，七十六岁的李贽病势沉重，有旦暮辞世之感，于是草拟了《遗言》，对后事做了安排。

作为哲人巨子的李卓吾是不怕死的，他曾提出过有名的“三不”，即“不畏死”“不怕人”“不靠势”（《续焚书》卷一《与耿克念》），面对死亡，泰然处之，视死如归，这只要看一下他对后事的安排竟是如此有条不紊，连拾他遗体的门板要及时归还主人都想得到并且写在《遗言》之中，就可以知道他在死亡面前是如何地镇定自若了。透过这种镇定，人们看到了李卓吾那种对于生死已大彻大悟的哲人形象。
《遗言》中最感人者，是李卓吾的那片真情。他一生做人强调“真”，真情，真心，真话至其将死，作为《遗言》，言语真切至到，尽是天然纯真的真性情。其“真”有三点。一是对于“幸于此辞，落在好朋友之手“非常满意，所以他一再说“此最难事，此余最幸事”。对“好朋友的真诚信任，友情的至深至笃，皆深含在最难”最幸”几字之中。这开头的几句话，实在不容易得，它是李卓吾在经历了一生艰难的生活斗争和饱尝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之后才写出来的，决非一般生活平庸之辈所能道及。李卓吾是儒教的叛逆者，他因此受到封建卫道者们的种种迫害。就拿他在湖北黄安、麻城时来说，大骂其“大坏风化”者有之，阴谋将其“递解回籍”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阳解阴毒”者有之，动手“拆毁芝佛院”者有之，恨不得“一棒打杀李卓吾”者亦有之（上引均见《续焚书》卷一）。李卓吾的生命，就捏在这些卫道者的手里。当然，在最困难的时候，李卓吾也得到了好朋友们的无私援助。患难识友情。在病体不支，“急欲辞世”的时候，他处在敌人围剿之中，却没有“落在”敌人之手，而是“落在好朋友之手”，能由“好朋友”来给他安葬：这对飘泊危难中的李卓吾来说，确实是难得的结局。李卓吾的宽慰激动之情从“此最难事，此余最幸事”的表白中可想而知。当时李卓吾住在通州马经纶家，马经纶是李卓吾生死与共的朋友，此文中的“好朋友”当指马经纶等人。其二，对后事的安排，也完全出于至诚。本来，李卓吾是想老死在麻城芝佛院的，他预先造好了一座用来安放其骨灰的塔。不料麻城的卫道者们容不得这位“异端”，终于拆除了芝佛院，焚毁了他的塔，使他无处安身。及至通州马家，“春来多病，急欲辞世”，而且能“落在好朋友之手”，他对后事才作了这样的安排。他从选地、开坑、坑的大小尺寸以至如何掩埋、如何立碑等等都作了详细布置。他的这种埋葬法，至俭，至洁，确如他自己所说：“此岂有一毫不清净者哉！我心安焉，即为乐土。”在他看来，“死有所藏，安其身于地下”（《续焚书》卷四《书遗言后》），也就可以了。所以他反对厚葬，反对俗气，认为一切“厚终之具”“终不如安余心之为愈”，并说”此是余第一要紧言语”。其三，李卓吾的这番主张，既是对封建卫道者厚葬主张的挑战，更是他一生追求适性、率真的最后实践。于是，他以坦荡真诚的情怀要求他的弟子“欲守者，须是实心要守”，“若实与余不相干，可听其自去”。李卓吾一生教人真诚，不要做“言假言”，“事假事”的“假人”，以至在《遗言》中还要加上这一条，关于对其坟墓守与不守的问题，李卓吾没有丝毫的假排场，他首先不要求亲人看守：“我生时不着亲人相随，没后亦不待亲人看守。对于弟子，也同样不要求他们看守，但若“实心要守”，也不拂其意，这仍是李卓吾一生所恪守的适性、率真的人生宗旨。
事实上，李卓吾最终并没能在好朋友手里安安稳稳地了此一生。在他病情很重的情况下，当时的封建官吏仍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六九）的罪名把他逮捕入狱，他终于在三月中旬某日被迫在狱中自杀。他的好朋友马经伦按照他的《遗言》，把他安葬在通州的北门外。
这篇《遗言》，一切发于至诚，而文字朴实，语意沉稳，虽大限将至，却如对友促膝抵掌而谈，无一悲戚之语，无一苛求之事。谁能想到，一个在封建社会里惊天动地的人物，对自己后事的安排，竟是如此地简单！他不愧是一位大彻大悟的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