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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十年(公元815年)，韩愈作《示儿》诗，元和十一年，作《符读书城南》。后世对退之示儿诗争议颇多。如苏东坡称“退之示儿云云，所示皆利禄事也”。邓肃：“用玉带金鱼之说以激之，爱子之情至矣，而导子之志则陋也。”后世反驳的说法也很多，如朱彝尊说《示儿》“率意自述，语语皆实，亦淋漓可喜，只是偶然作耳”。黄震称《符读书城南》“亦人情诱小儿读书之常，愈于后世之伪饰者”。一韩愈有一首《南内朝贺归呈同官》，作于任国子祭酒时，也有人认为是在任京兆时作。诗中也有同《示儿》一样的自述自己地位荣耀的内容，“三黜竟不去，致官九列齐。岂惟一身荣 ，佩玉冠簪犀。“晃荡天门高，著籍朝厥妻”，似在庆幸自己的处境，但全诗实是自责自贬的反思，“责贬处又是忧谗畏讥，要皆不得志之词”。韩愈几次因直言被贬，故不能不常畏人祸，居高位时亦然。然而细考韩愈前此几年同样自述“利禄”的《示儿》诗的创作背景，联系诗人的生平经历，又可知韩愈不仅畏人祸，也畏天命，而其畏天命又源于对亲情的眷恋。
《示儿》诗和《符读书城南》，后人以为多言利禄、表露韩愈俗人心态，非议颇多。韩愈家世孤寒，自小就多次经历失去亲人的伤痛，并肩负着振兴家族的重任；韩愈处于一个士庶混杂的时代，韩愈便是一个士庶相混的代表，既有高华的一面，也有世俗的一面。细考韩愈的特殊家世、早年经历、命运格局、人生理想及生活的时代 ，我们可以发现其示儿诗背后是诗人对家族的爱和责任、他的理想的生活模式，以及他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借此可以还原一个重亲情、重责任、不伪饰，既畏天命又积极有为，不离世间常情又立志为圣的真诚文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