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初堂记  

译文：
　　南宋诗人尤袤（谥号“文简”）曾经很喜爱东晋孙绰写的《遂初赋》，就用“遂初”给书斋命名，宋光宗赵惇（死后葬在永崇陵）书写匾额相赐，在今无锡九龙山下。孙兴公（孙绰）的十四世孙质，字叔野，寻找遂初堂遗址而没有人知道在哪里，按照自己的猜测应当在九龙山的南面，于是新建了书堂，仍以“遂初”为匾额，写信来求我作记（文体）。
　　依据孙绰曾隐居会稽，放浪山水，有高尚的志向，所以才作此赋。然而他后来经历的尘世，违背了他夙愿喜好，被恒温讥讽。尤袤三朝为官，身受皇帝的知遇之恩，到老也不让离开朝廷，就以“遂初赋”为比照，感觉有很多不能相比之处。古时候的伊尹（商代名相）、傅说（商代名相）、姜子牙一类人，出身于一无所有的农人、钓鱼人，来辅佐商、周的君主，终其一生没有生发过隐居的念头。古代那些志向得到满足、理想得到实现的人，原本就如此。只有周朝的召公姬奭告老还乡时，周公挽留他说：“你睿智地辅佐大王，正是顺应了这个天命，只有文王有德，很好地继承了不分疆土的关爱。”当时的君臣关系可以想见了。后来的君子，再没有古人那样的际遇，而道义上不能动不动辞职不干。到他已经成为贵显了，可能并没有才尽其用，而形势又不能马上离去。然而其中的所谓坚定不移的人，到头不肯随着世俗而改变，虽然高居三公之位，万钟之禄，而他的心一天也不能安稳。他们远大的志向，只能时常表现在言语文字里，有的人并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当宋皇祐、治平年间，欧阳修登上了两府的官位，际遇不能说不好了，现在再读他的《思颍》诗，《归田》录，就知道他不安于这些官位的真实思想。况且南渡（建立南宋）之后，虽然有孝宗的英毅，光宗的总揽全局，都远不能与盛宋之治时期可比，而光宗末年，疾病恍惚，后宫戚党，都来干预朝政，当时的这些事说不完了。虽然，尤袤等人的观点已在朝廷被熟知，皇帝不能说不知道，然而总不能因此而默默自安吧。君子之志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