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馥字子治，陈留圉人也。少为诸生，质直不苟，动必依道。同县高俭及蔡氏，凡二家豪富，郡人畏事之，唯馥闭门不与高、蔡通。桓帝即位，灾异数发，诏百司举直言之士各一人。太尉赵戒举馥，不诣，遂隐身久之。灵帝即位，中常侍曹节等专朝，禁锢善士，谓之党人。馥虽不交时官，然声名为节等所惮，遂与汝南范滂、山阳张俭等数百人并为节所诬，悉在党中。诏下郡县，各捕以为党魁。馥乃顿足而叹曰：“孽自已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何以生为？”乃自翦须，变服易形入林虑山中，为冶工客作，形貌毁悴，积佣三年，而无知者。后诏委放，俭等皆出，馥独叹曰：“已为人所弃，不宜复齿乡里矣！”留赁作不归，家人求不知处。其后，人有识其声者，以告同郡止乡太守濮阳潜，使人以车迎馥，馥自匿不肯，潜车三返，乃得馥。

玄晏先生曰：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隐没，靡得而详焉。周监二代，文质之体，百世可知。故孔子采万国之风，正雅颂之名，集而谓之《诗》。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古诗之流也。
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浸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是以孙卿屈原之属，遗文炳然，辞义可观。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赋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发，言过于实，夸竞之兴，体失之渐，风雅之则，于是乎乖。逮汉贾谊，颇节之以礼。自时厥後，缀文之士，不率典言，并务恢张，其文博诞空类。大者罩天地之表，细者入毫纤之内，虽充车联驷，不足以载；广厦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杨雄《甘泉》，班固《两都》，张衡《二京》，马融《广成》，王生《灵光》，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焕乎有文，蔚尔鳞集，皆近代辞赋之伟也。若夫土有常产，俗有旧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而长卿之俦，过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虚张异类，托有于无。祖构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时也。
曩者汉室内溃，四海圮裂，孙刘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拨乱，拥据函夏，故作者先为吴蜀二客，盛称其本土险阻瑰琦，可以偏王，而却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丰丽，奄有诸华之意。言吴蜀以擒灭比亡国，而魏以交禅比唐虞，既已著逆顺，且以为鉴戒。盖蜀包梁岷之资，吴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区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计殖物之众寡，比风俗之清浊，课士人之优劣，亦不可同年而语矣。二国之士，各沐浴所闻，家自以为我土乐，人自以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论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辞，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案记而验，岂诬也哉！

　　巢父者，尧时隐人也。山居不营世利，年老以树为巢，而寝其上，故时人号曰巢父。尧之让许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隐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击其膺而下之，由怅然不自得。乃过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闻贪言，负吾之友矣！”遂去，终身不相见。
　　许由，字武仲，尧闻致天下而让焉，乃退而遁于中岳颖水之阳，箕山之下隐。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颖水滨。时有巢父牵牛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我犊口!”牵牛上流饮之。《高士传》

婚礼既定，婚礼临成。
施衿结帨，三命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