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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苏轼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其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不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俊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
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不察也 。
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亦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其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过赵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世主不问也。岂惩秦之祸,以谓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岂秦汉之所及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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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苏轼

  庄子,蒙人也。尝为蒙漆园吏。没千余岁,而蒙未有祀之者。县令秘书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为记。
  谨按《史记》,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 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此知庄子之粗者。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要不可以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门者难之。其仆操棰而骂曰:“隶也不力。”门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仆为不爱公子,则不可;以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言盖无几。至于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
  然余尝疑《盗跖》,《渔父》,则若真诋孔子者。至于《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反复观之,得其《寓言》之意,终曰:“阳子居西游于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谁与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阳子居蹴然变容。其往也,舍者将迎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炀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去其《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以合于《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齐,中道而反曰:‘吾惊焉,吾食于十浆,而五浆先馈。’”然后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庄子之言未终,而昧者剿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庄子本意。元丰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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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苏轼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
  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之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至于郡县胥史,皆挟经载笔,应对进退,有足观者。而大家显人,以门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谓之江乡。非此族也,虽贵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县令,如古君臣,既去,辄画像事之,而其贤者,则记录其行事以为口实,至四五十年不忘。富商小民,常储善物而别异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为非,虽薄刑小罪,终身有不敢犯者。岁二月,农事始作。四月初吉,谷稚而草壮,耘者毕出。数十百人为曹,立表下漏,鸣鼓以致众。择其徒为众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进退作止,惟二人之听。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罚。量田计功,终事而会之,田多而丁少,则出钱以偿众。七月既望,谷艾而草衰,则仆鼓决漏,取罚金与偿众之钱,买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乐饮食,醉饱而去,岁以为常,其风俗盖如此。故其民皆聪明才智,务本而力作,易治而难服。守令始至,视其言语动作,辄了其为人。其明且能者,不复以事试,终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则陈义秉法以讥切之,故不知者以为难治。
  今太守黎侯希声,轼先君子之友人也。简而文,刚而仁,明而不苟,众以为易事。既满将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夺其请。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无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筑之,作远景楼,日与宾客僚吏游处其上。轼方为徐州,吾州之人以书相往来,未尝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为记。
  嗟夫,轼之去乡久矣。所谓远景楼者,虽想见其处,而不能道其详矣。然州人之所以乐斯楼之成而欲记焉者,岂非上有易事之长,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于道未有大损益也,然且录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独能累世而不迁,盖耆老昔人岂弟之泽,而贤守令抚循教诲不倦之力也,可不录乎!若夫登临览观之乐,山川风物之美,轼将归老于故丘,布衣幅巾,従邦君于其上,酒酣乐作,援笔而赋之,以颂黎侯之遗爱,尚未晚也。元丰元年七月十五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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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苏轼

  公讳希亮,字公弼。天圣八年进士第。始为长沙县。浮屠有海印国师者,交通权贵人,肆为奸利,人莫敢正视。公捕置诸法,一县大耸。去为雩都。老吏曾腆侮法粥狱,以公少年易之。公视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扣头出血,愿自新。公戒而舍之。巫觋岁敛民财祭鬼,谓之春斋,否则有火灾。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毁淫祠数百区,勒巫为农者七十余家。
  盗起,知房州。州素无兵备,民凛凛欲亡去。公以牢城卒杂山河户得数百人,日夜部勒,声振山南。民恃以安,盗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余人,逐盗至竹山,甲不能戟士,所至为暴。或告有大盗入境且及门,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满无得发。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动,乃下马拜,请死,曰:“初不知公官军也。”吏士请斩甲以徇。公不可,独治为暴者十余人,使甲以捕盗自黩。
  淮南饥,安抚、转运使皆言寿春守王正民不任职,正民坐免。诏公乘传往代之。转运使调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万石,谓之折役米。米翔贵,民益饥。公至则除之,且表其事,又言正民无罪,职事办治。诏复以正民为鄂州。
  徙知庐州。虎翼军士屯寿春者以谋反诛,而迁其余不反者数百人于庐,士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窃入府舍将为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贷而流之,尽以其余给左右使令,且以守仓库。
  为京西转运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震动汝洛间。公闻之,即日轻骑出按。斩元以徇,其余悉遣赴役如初。致仕卒,享年六十四。其人仁慈,故严而不残。(选自《苏轼文集》,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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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苏轼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窥观,则能诵习其辞,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嘉祐二年,始举进士至京师,则范公殁。既葬而墓碑出,读之至流涕,曰:“吾得其为人。”盖十有五年而不一见其面,岂非命也欤?
  是岁登第,始见知于欧阳公,因公以识韩、富。皆以国士待轼,曰:“恨子不识范文正公。”呜呼!公之功德,盖不待文而显,其文亦不待序而传。然不敢辞者,自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杰者,皆得从之游,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之恨。若获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于门下士之末,岂非畴昔之愿也哉!
  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乐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素定于畎亩中,非仕而后学者也。淮阴侯见高帝于汉中,论刘、项短长,画取三秦,如指诸掌,及佐帝定天下,汉中之言,无一不酬者。诸葛孔明卧草庐中,与先主论曹操、孙权,规取刘璋,因蜀之资,以争天下,终身不易其言。此岂口传耳受尝试为之而侥幸其或成者哉。
  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弟,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故天下信其诚,争师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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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苏轼

  秦初并天下,丞相绾等言:“燕、齐、荆地远,不置王无以镇之,请立诸子。” 始皇下其议,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苏子曰: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之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三代之兴,诸侯无罪不可夺削,因而君之虽欲罢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谓不能为时者也。周衰,诸侯相并,齐、晋、秦、楚皆千馀里,其势足以建侯树屏。至于七国皆称王,行天子之事,然终不封诸侯。久矣,世之畏诸侯之祸也,非独李斯、始皇知之。
  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当然,如冬裘夏葛,时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独见也,所谓不失时者,而学士大夫多非之。汉高帝欲立六国后,张子房以为不可,李斯之论与子房无异。高帝闻子房之言,知诸侯之不可复,明矣。然卒王韩信、彭越、英布、卢绾,岂独高帝所为,子房亦与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昔之论封建者甚众,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说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争之端而乱之始也。自书契以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贼杀,有不出于袭封而争位者乎?自三代圣人以礼乐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终不能已篡弑之祸。至汉以来,君臣父子相贼虐者,皆诸侯王子孙,其馀卿大夫不世袭者,盖未尝有也。近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仁人君子,忍复开之欤?故吾以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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