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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王安石

晋陵张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奸强帖柔,隐绌发舒,既政大行,民以宁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于高岳,命百隶戒,不共有常诛。夜漏半,水破城,灭府寺,包人民庐居。公趋谯门,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鳏寡孤老癃与所徙之囚,咸得不死。
丙子,水降。公从宾佐桉行隐度,符县调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钱户七百八十,收佛寺之积材一千一百三十二。不足,则前此公所命出粟以贝同贫民者三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贝周可以已,愿输粟直以佐材费。”于是募人城水之所入,垣郡府之缺,考监军之室、司理之狱,营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驻之师,除其故营,以时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无也。作驿曰饶阳,作宅曰回车。筑二亭于南门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两亭之间,以通车徒之道。筑一亭于州门之左,日宴月吉,所以属宾也。凡为城垣九千尺,为屋八。以楹数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甲午,卒九月丙戌,为日五十二,为夫一万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见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见徒之合散,而不见役使之及己。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无也,乃今有之。公所以救灾补败之政如此,其贤于世吏则远矣。
今州县之灾相属,民未病灾也,且有治灾之政出焉。弛舍之不适,裒取之不中,元奸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病极矣,吏乃始?然自喜,民相与诽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为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闵吏之不学也。由是而言,则为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灾,其亦庶乎无憾矣。十月二十日,临川王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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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王安石

故散骑常侍徐公铉奉太宗命撰《江南录》,至李氏亡国之际,不言其君之过,但以历数存亡论之。虽有愧于实录,其于《春秋》之义,箕子之说,徐氏录为得焉。
然吾闻国之将亡必有大恶,恶者无大于杀忠臣。国君无道,不杀忠臣,虽不至于治,亦不至于亡。纣为君,至暴矣,武王观兵于孟津,诸侯请伐纣,武王曰:“未可。”及闻其杀王子比干,然后知其将亡也,一举而胜焉。季梁在随,随人虽乱,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宫之奇之言,晋人始有纳璧假道之谋。然则忠臣国之与也,存与之存,亡与之亡。
予自为儿童时,已闻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见杀,当时京师因举兵来伐,数以杀忠臣之罪。及得佑所上谏李氏表观之,词意质直,忠臣之言。予诸父中旧多为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颇详,闻佑所以死则信。然则李氏之亡,不徒然也。
今观徐氏录言佑死,颇以妖妄,与予旧所闻者甚不类。不止于佑,其它所诛者,皆以罪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纣及随、虞二君论之,则李氏亡国之君,必有滥诛,吾知佑之死信为无罪,是乃徐氏匿之耳。
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毁生于嫉,嫉生于不胜,此人之情也。吾闻铉与佑皆李氏臣,而俱称有文学,十余年争名于朝廷间。当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谏,铉独无一说,以佑见诛,铉又不能力诤,卒使其君有杀忠臣之名,践亡国之祸,皆铉之由也。铉惧此过,而又耻其善不及于佑,故匿其忠而污以它罪。以佑观之,其它所诛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谓铉不惟厚诬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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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王安石

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
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虽然以方今之势揆之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何也以方今天下之才不足故也。
臣尝试窃观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时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则有沈废伏匿在下,而不为当时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闾巷草野之间,而亦未见其多焉。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谓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则可知矣。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阖郡之间,往往而绝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闾巷之间,亦未见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欲领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势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谓乎?
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时,人才尝众矣,何至于今而独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节选自《临川先生文集》,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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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王安石

  夫工人之为业也,必先淬砺其器用,抡度其材干,然后致力寡而用功得矣。圣人之于国也,必先遴柬其贤能,练核其名实,然后任使逸而事以济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务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于是哉?然其间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无焉,称职者有之,谬举者不能无焉。必欲得人称职,不失士,不谬举,宜如汉左雄所议文吏课笺奏、诸生试家法,为得矣。
  所谓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辞而已,必也通古今,习礼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张,然后施之职事,则以详平政体,有大议论,使以古今参之是也。所谓诸生者,不独取训习句读而已,必也习典礼,明制度,臣主威仪,时政沿袭,然后施之职事,则以缘饰治道,有大议论,则以经术断之是也。
    以今准古,今之进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经学,古之儒生也。然其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类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见赘于时,高世之士或见排于俗。故属文者至相戒曰:“涉猎可为也,诬艳可尚也,于政事何为哉?”守经者曰:“传写可为也,诵习可勤也,于义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勖其子弟,师长勖其门人,相为浮艳之作,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所习不得不然也。若此之类,而当擢之职位,历之仕涂,一旦国家有大议论,立辟雍明堂,损益礼制,更著律令,决谳疑狱,彼恶能以详平政体,缘饰治道,以古今参之,以经术断之哉?是必唯唯而已。
    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贯乎道。学乎学乎,博诵云乎哉?必也济乎义。”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别类能,宜少依汉之笺奏家法之义。策进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计何先,治人之要务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边之计策何出,使之以时务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声病累其心。策经学者,宜曰礼乐之损益何宜,天地之变化何如,礼器之制度何尚,各傅经义以对,不独以记问传写为能。然后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鉴灼于目前,是岂恶有用而事无用,辞逸而就劳哉?故学者不习无用之言,则业专而修矣,一心治道,则习贯而入矣,若此之类,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向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议,亦无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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