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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桢
杨维桢(1296—1370)元末明初著名诗人、文学家、书画家和戏曲家。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又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会稽(浙江诸暨)枫桥全堂人。与陆居仁、钱惟善合称为“元末三高士”。杨维祯的诗,最富特色的是他的古乐府诗,既婉丽动人,又雄迈自然,史称“铁崖体”,极为历代文人所推崇。有称其为“一代诗宗”、“标新领异”的,也有誉其“以横绝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矫之”的,当代学者杨镰更称其为“元末江南诗坛泰斗”。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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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杨氏一族原居枫桥(今属诸暨),杨维桢曾祖杨文修,字中理,乃宋代名医,人称杨佛子,著有《医衍》、《地理拨沙图》。后杨氏卜居全堂,全堂东南有桐冈山,西南有鲚鲤尖,村中有池名泉塘,村以池名,谐音全堂,池旁卧有铁崖山,“因岩石呈铁色而得名”,今人俗称小山头。
  母亲李氏,“梦月中金钱坠怀,而生维桢”。兄弟三人,维桢居中。维桢生于元贞二年(1296),之所以号铁崖,因其父杨宏在铁岩山麓筑楼,红楼植梅百株,楼上藏书万卷,并将梯子撤去,令其与从兄杨维翰(1294~1351,字子固,号方塘,元末画家)专心攻读,每天用辘皿传食,苦读五年, 时人称其为“杨铁崖”,因擅吹铁笛,自号铁笛道人。杨维桢自幼颖悟,能“日记文章千言”,黾勉读书,为增见识,少时又游学甬东。
  泰定四年(1327)中进士,任天台县尹,因依法惩治作恶县吏,遭奸吏报复被黜。继任职钱清盐场司令,因请求减轻盐税不允,决意投印去官,方获准减额三千,但以忤上故,十年不获升迁。元修辽、金、宋三史,他作“正统辩”千言,总纂官欧阳玄赞叹:“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后调任江西儒学提举,因交通受阻,未成行。值兵乱,浪迹浙西。张士诚据浙西,屡召不赴,戏答:“江南处处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后张士诚令其弟张士德上门求教,杨维桢站在元政府立场修书一封,臧否张士诚。信中责备张士诚“铨放私人不承制,出纳国廪不上输”,骂他自选官吏,不缴粮食,确为实情。此外,指出张四个优点“兵不嗜杀,闻善言则拜,俭于自奉,厚给吏禄而奸贪必诛”,以及四个缺点“是非一谬,黑白俱紊”,将帅、守令、亲族等“为阁下计者少而身谋者多”,“狃于小安而无长虑”,“身犯六畏,衅阙多端”。预言他“不有内变,必有外祸”。
  杨维桢后以冒犯丞相达识帖睦迩而徙居松江(今属上海市),筑园圃蓬台。门上写着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在松江时与张堰杨谦、廊下陆居仁、吕巷吕良佐等交往甚深,吟咏唱和,诗赋相乐。吕良佐倡设“应奎文会”,他为主评,与天下文人墨客切磋诗文,一时天下学士慕名前来赴会者,不可胜计。他又周游山水,头戴华阳巾,身披羽衣,坐于船上吹笛,或呼侍儿唱歌,酒酣以后,婆娑起舞,以为神仙中人。
  其父筑室铁崖山中,环绕书楼种梅花数百株,聚书数万卷,。登藏书楼后去掉梯子,如此读书5年。从政后,益聚书。如收藏有《太平纲目》20策、《洞庭杂吟》50卷,《琼台曲》、《历代诗谏》200卷等诗文集。藏书印有“廉夫”、“杨廉夫”二印。值兵乱,浪迹浙西山水间,晚居松江。明初,朱元璋召他修书,作《老客妇谣》诗以拒绝。诗学李贺,明初有人称其为“文妖”。工行、草书,书风炯异于时人,传世书迹有《城南唱和诗卷》、《真镜庵募缘疏卷》、《张氏通波阡表卷》、《游仙唱和诗册》等。
明太祖派翰林詹同奉印登门召其纂修礼、乐书,婉辞不去,答曰“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以明不仕两朝之意。为躲避官府,回到家乡全堂。兵丁追至,路遇,杨维桢将紫暘宫念作柴汤官,兵丁以其不识字,任其自去。洪武三年,再被有司敦促,无奈赴京,赋《老客妇谣》一首再明不复出仕。抵南京,见朱元璋,奏称:“陛下竭吾所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留京百有一十日,俟所修书叙例略定,即乞归家。朱元璋碍其名望太大,不敢过于勉强,行前宋濂赠诗曰:“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至家,易箦,急撰《归全堂记》,掷笔而亡。曾做绝命诗:“昨日追随阿母游,锦袍人在紫云楼。谱传玉笛俄相许,果出金桃不外求。”史载杨维桢葬于松江干山,与好友钱惟善、陆居仁合称三高士墓。干山位于松江县西北机山东,相传干将曾铸剑于此,故名。另据今全堂村人相传,杨维桢当葬于桐冈山,惜无史可查。死后,宋濂为他写了《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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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成就
诗文
  杨维桢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历来对他评价很高。杨维桢为元代诗坛领袖,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在元文坛独领风骚40余年。其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他长于乐府诗,多以史事与神话为题材,诡异谲怪,曾被人讥为“文妖”。其诗好比兴迭出,奇想联翩,所创《西湖竹枝词》通俗清新,和者众多。著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等。且其个性倔强,不逐时流,《明史·本传》谓其“载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寻》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俱翩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可见其风流洒脱如此,其尝在《梦洲海棠城记》中谓:“吾尝谓世间无神仙则已,有则自是吾辈中人耳”他剧其间,与陆居仁、钱惟善、倪云林、宋仲温、柯九思、张雨等诸才俊之士相契,饮酒赋诗,挥毫弄墨,放浪于形骸之外,游艺于笔墨之间,使其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书法
  杨维桢的书法亦如他的诗一样,讲究抒情,尤其是草书作品,显示出放浪形骸的个性和抒情意味,杨维的传世墨迹约十余件,且都是五十岁后所书,故无法探求到他早年时学书的来龙去脉,但从其楷、行草诸体具备的遗作中来看,可其功力深厚,其书由诏追溯汉魏两晋,融合了汉隶、章草的古拙笔意,又汲取了二王行草的风韵和欧字劲峭的方笔,再结合自己强烈的艺术个性,最后形成了他奇崛峭拔,狷狂不羁的独特风格,与赵孟頫平和、资媚、秀美、曲雅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因其书不合常规,超逸放轶,刘璋在《书画史》中评曰:“廉夫行草书虽未合格,然自清劲可喜。”吴宽《匏翁家藏书》则称其书如“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笺,倒载而归。”他晚年的行草书,恣肆古奥,狂放雄强,显示出奇诡的想象力和磅礴的气概。
  杨维桢书法能将章草、隶书、行书的笔意熔于一炉,并加以发挥。他的字,粗看东倒西歪、杂乱无章,实际骨力雄健、汪洋恣肆。如果说把赵孟頫比作优美的代表,那他则是壮美的典范。书法的抒情性在他这里得到充分的张扬。他反对摹拟,主张不工而工。他认为“摹拟愈逼,而去古愈远”,主张诗品、画品、书品与人品作统一观,认为书品无异于人品。于此,我们也找到了他怪异书风的精神来源。黄惇评其作品粗头乱服,不假雕饰,常以真、行、草相互夹杂,并以卧笔侧锋作横、捺笔画的章草波磔;结字欹侧多变、长短参差、大小悬殊;章法则字距大于行距,在貌似零乱错落中,凸显其跳荡激越的节奏旋律。其代表作有《题邹复雷春消息卷》、《城南唱和诗册》、《真镜庵募缘疏卷》等。《中国书法全集-康里巙巙、杨维桢、倪瓒》卷收有他两件立轴书,书于1363年《溪头流水诗草书轴》不仅在作品章法款式已见立轴书的成熟模式,笔法多变,结字诸体杂揉,倔犟超逸,足显其书法的趋于偏激的表现主义风格。
  传世墨迹有《鬻字窝铭》、《真镜庵募缘疏》、《梦游海棠城记》、跋邹复雷《春消息》图等,楷书有《周上卿墓志铭》。杨维桢善行草书,笔法清劲遒爽,体势矫捷横发,富于个性,自成一种特殊面貌有“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斤,例载而归”之势。传世主要作品有《真镜庵募像疏卷》、《鬻字窝铭立轴》(故宫博物院)、《城南唱和诗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草书《梦游海棠城诗卷》(天津市文物管理处)、《竹西草堂记卷》(辽宁省博物馆)、《晚节堂诗》(现藏日本)、《沈生乐府序》等。其余墨迹多见于书札及书画题中。
  杨维桢于音乐的造诣也极深,特别是善吹铁笛,其“铁笛道人”的别号即因此而来。
  杨维桢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其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历来对他评价很高。他是元代诗坛领袖,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在元末文坛独领风骚40余年。他长于乐府诗,多以史事及神话传说为题材。其诗好比兴迭出,奇想联翩,纵横奇诡,眩人耳目,在明初有“文妖”之讥。但也不乏现实主义诗作,所创《西湖竹枝词》通俗清新,和者众多。他著述等身,行于世的著作有《春秋合题着说》、《史义拾遗》、《东维子文集》、《铁崖古乐府》、《丽则遗音》、《复古诗集》等近二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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轶事
  二十岁时,杨维桢赴甬东从师求学,父不惜卖掉良马,以充足其游学费用。杨维桢则节衣缩食,把钱多用于买书。学成归来,父亲见到杨维桢带回《黄氏日钞》之类一大叠书,欣喜地说:“这比良马更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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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
  杨维桢为人宽厚,与人交,无疑贰。对出身贫贱而有才德的人,礼之如师傅;对无才德的人,则即使是王公也白眼相对。平素乐道人善,尤不记人小过。特别是对学有长进的青年人,即使有一文之美,一诗之工,必为批点,粘于屋壁,以示来客。远近的人都称道杨维桢是一个忠厚长者。杨维桢性格狷直,行为放达,导致仕途挫折,但不以此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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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他的思想比较复杂,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叛传统的“异端”倾向。肯定人性的“自然”,是其思想的核心价值范畴。他说:“尧舜与许由虽异,其得于自然一也。”(《自然铭·序》)意谓尧舜为圣人,许由作隐士,都出于自己的生活意欲,他们的选择并无高下善恶之分。《赠栉工王辅序》一文表达了同样思想,认为无论是医卜工贾,还是公卿大吏,谋生方式各异,但都有自己的生存意欲,所谓“耕虽不一,其为不耕之耕则一也”。他希望栉工王辅明白,自己和“公卿大吏”一样,大家都是为了吃饭,尽管方式不同,其间没有贵贱的区别。强调“自然”,当然和《庄子》有关系,但在杨维桢这里,已经全然没有避世和委曲求全的意识,而是用相当平淡的态度来看待人们在社会中的不同生活方式,表现出对自由的生活意欲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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