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919年回国，9月入南开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并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共同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
1920年1月，在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中被捕。在狱中宣讲马克思主义。7月出狱。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
1922年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负责宣传工作。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为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
1923年被国民党本部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国民党驻欧支部特派员和代理执行部长等职，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1924年秋回国，在国共合作期间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两次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创建了行之有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
1927年3月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情况下，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赶走了驻守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同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于8月1日在江西南昌领导武装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为保证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安全，为联系和指导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1931年12月，离开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实际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继续被选为中央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
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武力拘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后，任中共全权代表与秦邦宪、叶剑英等去西安同蒋介石谈判，和张、杨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局面的形成。
1937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他代表中共长期在重庆及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坚持国共合作，积极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
在1945年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并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军事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同时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任政府总理，1949～1958年曾兼任外交部长；当选为中共第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十届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三、四届主席。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
1949～1952年他成功地组织领导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均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1953～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他领导了以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1954年他提出建设现代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化目标，组织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发展规划》，推动了国家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
1961～1965年为纠正“大跃进”带来的失误，扭转经济困难局面，他和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使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他强调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主张经济建设必须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积极稳妥，综合平衡。他特别关注水利建设和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并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给予特殊的关注，指导这些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
他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决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协助毛泽东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并担负了后勤保障的组织工作，领导了中国代表团的停战谈判。
1954年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经过谈判达成协议，使越南（除南方外）、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立获得国际承认。他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作为国与国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使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积极贯彻。他先后访问过亚洲、非洲、欧洲几十个国家，接待过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勉力维持国民经济建设；为保护大批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恢复和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挫败林彪、江青集团种种分裂和夺权阴谋活动中，起到了控制和稳定局势的重要作用。他为开拓外交新局面，实现中美缓和、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做出了卓越贡献。
1972年他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后，仍然坚持工作。在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重新提出在中国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鼓舞了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心。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极广泛的悼念。由于他一贯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众，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1976年4月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大批党员、工人、学生、干部甚至士兵和农民，为了纪念他，也为反对当时还当权的“四人帮”，举行自发的集会，被称为“天安门事件”，并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抗议运动，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创建人民军队、创建革命统一战线、创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建立了不朽功勋。在大革命中，他出色领导了国民革命军军政工作、广东地方政权工作、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成为我们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他领导发动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党的六大以后，他作为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在极端险恶的条件下机智勇敢地保卫党的中央机关，保护党的大批领导骨干，发展党在白区的秘密工作，支持工农武装割据。他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明确提出“乡村中心”的思想，为推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同朱德同志等一起成功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新经验。
红军长征途中，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在危难中挽救红军、挽救党，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根据党中央的既定方针，前往西安，在极端复杂而艰难的环境中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新局面。抗日战争中，他代表我们党长期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负责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坚持并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勇有谋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他陪同毛泽东同志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尔后又率领我党代表团与国民党当局开展了有理有节的政治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他协助毛泽东同志运筹帷幄，在推动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转战陕北、指挥一系列改变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筹备召开新政协、主持起草《共同纲领》等工作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先后担任政务院总理、国务院总理长达26年，为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全面组织和实施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兢兢业业，殚精竭虑，在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统战、科技、文化、教育、新闻、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在领导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中，他强调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居于首要的地位”，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上不能完全独立，政治上也就不能完全独立。他强调要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做到统筹全局、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强调“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全面发展；强调一定要重视环境保护，不能因发展经济而牺牲环境，不要做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强调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他组织领导“两弹一星”大规模科技攻坚取得重大突破，极大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他高度重视对外贸易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强调“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他高度重视发挥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经常倾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意见，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时时不忘祖国统一大业，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做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工作。他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和国家的外事工作，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遵照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推动我国积极发展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他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独具一格的外交艺术和外交风格，在国际社会为党和国家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下，周恩来同志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全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全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他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他协助毛泽东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和纠正极左思潮的错误，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决策积极促成和落实邓小平同志复出并主持中央工作，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领导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他身患绝症，仍顽强坚持工作，并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同志等一起，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周恩来同志参与领导了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各项重大工作，为党的每一个重大胜利付出了大量心血。在长期实践中，他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认真总结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入进行理论思考，深刻阐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作出了理论建树，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来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思想材料。

周恩来同志50多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毫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我们缅怀周恩来同志，就是要永远铭记和认真学习周恩来同志的精神，使之不断发扬光大。
周恩来同志始终信仰坚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现为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这是他毕生奋斗的力量源泉。周恩来同志说：“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他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之时就说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对党的事业、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途、对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从不动摇。他说：“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他在确立革命理想信念的过程中，既有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又有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既重视对科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又注重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科学理论；既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又注意吸取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他的革命理想信念是建立在理性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是坚如磐石的。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誓言。
周恩来同志始终热爱人民、勤政为民，集中表现为他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周恩来同志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服务员”，反复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要“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他心系人民，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只要是关系群众安危冷暖之事，他总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逢年过节，他总是关心在生产一线的工人能不能吃上一顿饺子。他多次奔赴抗洪前线、地震现场，哪里有灾情，哪里群众有困难，他就及时出现在哪里。
周恩来同志半个多世纪奋斗的人生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是新中国孕育、诞生、成长和取得崇高国际威望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是中国人民在自己选择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上艰辛探索、不断开拓、凯歌行进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周恩来同志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伟大风范，感召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同志身上展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上奋勇前进。
周恩来同志是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时就说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还说过：“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周恩来同志一生都遵奉自己的誓言。不论革命力量多么弱小，白色恐怖多么残酷，对敌斗争多么激烈，政治局势多么复杂，党和国家事业面临的挑战多么严峻，担负的责任多么艰巨，个人的处境多么困难，他都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旺盛的革命精神。正如他在自我解剖时说的那样：“我做工作，从来没有灰心过。”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途、对复兴中华民族的伟业始终充满必胜信心。在他心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如磐石。
周恩来同志是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地位和得失，任何时候都能够正确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始终对党绝对忠诚，把维护和巩固党内团结、维护和巩固党的政治大局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周恩来同志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绝对领导。为警惕和“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周恩来同志在战争年代担任红军主要领导时强调，“党的领导作用要绝对的提高。红军中只能有党的领导，党要运用集中指导的原则来建立权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负责政府工作时，周恩来同志提出必须加强“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周恩来同志总是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维护毛泽东同志的领袖地位，坚决反对和抵制不利于党的团结和损害党中央权威的言论和行动。周恩来同志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从不搞小圈子、小集团，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任何条件下都首先要过好政治关。
周恩来同志是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如果忘了，就是忘本。”周恩来同志说的这个本就是人民群众。他说：“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周恩来同志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总服务员”，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心系人民，对人民群众保持高度热爱，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只要是关系群众安危冷暖之事，他总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做到了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共忧乐、共奋进。周恩来同志高度重视调查研究，经常深入群众、深入一线调查研究，他说：“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周恩来同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党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榜样。“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群众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对周恩来同志最真挚的感情。
周恩来同志是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始终虚怀若谷、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他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周恩来同志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他常说：“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以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再改造了，他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面对不同的时代任务和时代要求，周恩来同志总是以自我革命精神迎接新的挑战，参与领导和推动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使自己始终同党和人民事业一道前进。周恩来同志的一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这些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誓言。
周恩来同志是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一生勇肩重任，勇挑重担，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他说：“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新中国成立后，他平时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有时在16个小时以上。“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辛苦，夜以继日，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即便是得了重病之后也是如此。周恩来同志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他数十年如一日，即使在生命最后时期，还抱病操劳国事，心忧百姓。他说，死我并不怕。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周恩来同志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同志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周恩来同志就是这样的人。周恩来同志毕生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只求奉献、不思回报。他告诫领导干部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和优良作风。周恩来同志身居高位，但从不搞特殊化，凡要求党员和群众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1935年6月底，红军到达两河口地区，党组织进行改选，警卫员魏国禄当选周恩来同志所在党小组的组长。有一次，周恩来同志问魏国禄为什么很长时间不开党小组会议，魏国禄回答说，党小组会议开过了，看到首长忙，就没有通知。周恩来同志用平常少见的严肃态度批评说，那怎么能行？我是党员，应当过组织生活。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1958年1月，周恩来同志到杭州视察，随身带着自己的枕巾、棉褥子、床单、被子。被子是解放战争时期在梅园新村用的那一床，洗得已经泛白。枕巾用了又用，中间已经破损，周恩来同志就把破了的地方剪掉、两端重新缝上继续用。浙江省警卫处的同志实在看不下去，就趁他去开会的机会从后勤部门领了一条新枕巾给换上了。周恩来同志开会回来后发现换了新枕巾，就对浙江省警卫处的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周恩来同志坦率地说，六七亿人口的中国就一个总理，再穷也不缺那几身新衣服，但问题不是缺不缺衣服，我这样做不光是一个人的事，而且是提倡节俭、不要追求享受，提倡大家保持艰苦奋斗的共产党人本色。上世纪50年代，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周恩来同志带头把在淮安老家几代亲人的坟墓托人平掉，把整理出来的土地交公使用。周恩来同志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给他们订立了“十条家规”，从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过半点私利。周恩来同志谆谆教导晚辈，要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他特别叮嘱晚辈，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同他的关系，都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不要炫耀自己，以谋私利。周恩来同志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连自己的骨灰也不让保留，撒进祖国的江海大地。“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周恩来同志一生心底无私、天下为公的高尚人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德的集中写照，永远为后世景仰。

周恩来纪念馆于1988年3月在周恩来故乡江苏省淮安市兴建，1992年1月6日落成对外开放。1998年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又增建了仿北京中南海的西花厅和周恩来铜像广场。周恩来纪念馆馆名由邓小平题写。
周恩来铜像连基座高7.6米。由著名雕塑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守仁创作，取材于周恩来总理五、六十年代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交谈时习惯性站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