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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
林纾(1852~1924年),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室名春觉斋、烟云楼等。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官教论,考进士不中。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曾创办“苍霞精舍”——今福建工程学院前身。著畏庐文集、诗集、春觉斋题画跋及小说笔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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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林纾自幼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塾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但由于家境贫寒、且遇乱世,他不得不为生计终日奔波。闲时他也不忘苦读诗书,13岁至20岁期间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
  1882年对于林纾来说是关键而又具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从一个穷秀才一跃成为江南赫赫有名的举人。在摆脱贫困窘境的同时,他广结师友、饱读诗书。爱国心切的他,虽已过而立之年,却不辞辛苦,七次上京参加礼部会试。原本一心报效祖国的林纾“七上春官,屡试屡败”因而从此绝意于仕途,专心致志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1897年,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林纾捧着《闽中新乐府》和让洛阳“一时纸贵”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开始了他迟来且丰硕的著译生涯。然而,林纾涉入译界却是极为偶然的事,他的译作如此畅销也在意料之外。当时恰逢林纾母亲去世,接踵而至又是妻子病故。魏翰、王寿昌等几位好友为帮林纾走出消沉的困境邀他一同译书。林纾起先再三推脱,最后才接受了这一请求。《巴黎茶花女遗事》得到国人相当的认可,从某种程度上激励着林纾沿着翻译文学作品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在之后短暂的27 年生命里,他不仅用一腔爱国热血挥就了百余篇针砭时弊的文章;用犀利、恰切的文笔完成了《畏庐文集》、《讽喻新乐府》、《巾帼阳秋》等40余部书,成功地勾勒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人生百态;而且在不谙外文的特殊情况下,与魏翰、陈家麟等曾留学海外的才子们合作翻译了180余部西洋小说,其中有许多出自外国名家之手,如英国作家狄更斯著的《大卫·科波菲尔德》、英国哈葛德的《天女离魂记》,俄国托尔斯泰著的《恨缕情丝》,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法国森彼得的《离恨天》,英国司哥特著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笛符著的《鲁滨逊漂流记》等。这些西洋小说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它们牢固地确立了林纾作为中国新文化先驱及译界之王的地位。至此,林纾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及译界的泰斗,并留下了“译才并世数严林”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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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变化
  戊戌维新前,林纾在福建每天和友人谈新政,作《闽中新乐府》50首,反映了他当时的进步思想。像《村先生》、《兴女学》等,主张改革儿童教育,兴办女子教育,宣传爱国思想:“今日国仇似海深,复仇须鼓儿童心。”(《村先生》)这种宣传爱国的精神,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更有发扬,像他所作《徐景颜传》,就表扬海军的为国牺牲。
  林纾后来思想转向保守,跟他始终主张维新、忠于清光绪帝的立场有关。辛亥革命后,他在《畏庐诗存·自序》里说,"革命军起,皇帝让政。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惟所恋恋者故君耳”。他虽然没有在清朝做官,却十谒光绪帝的陵墓。因此,入民国后,他和桐城马其昶、姚永概相继离开北京大学,并攻击革命家章炳麟为"庸妄巨子,剽袭汉人余唾”,“意境义法,概置弗讲”(《与姚永概书》)为桐城派张目。五四运动中,《新青年》杂志提倡以白话代文言,发自北京大学。林纾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称:“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从保守转到反对“五四”新文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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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主张
  林纾少孤,自云“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十一岁从同里薛锡极问古文辞,读杜诗、欧文务于精熟。自十三龄至于二十,“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校阅古籍不下二千余卷。三十一岁结识李宗言,见其兄弟积书连楹,一一借读且尽。非但经、子、史籍,凡唐宋小说家言也无不搜括。后由博览转为精读。对生平所嗜书,沉酣求索,如味醇酒,枕籍至深。
  林纾崇尚程、朱理学,读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饫粱肉”,却能揭露“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的虚伪性,嘲笑“理学之人宗程朱,堂堂气节诛教徒。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模糊”。他维护封建礼教,指责青年人“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还说“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又敢把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迦茵小传》整部译出。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诗云:
  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林纾的古文论,以桐城派提倡的义法为核心,以左、马、班、韩之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以为“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同时林纾也看到了桐城派的种种弊病,反对墨守成规,要求“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并提醒人们,“盖姚文最严净。吾人喜其严净,一沉溺其中,便成薄弱”;专于桐城派古文中揣摩声调,“亦必无精气神味”。他认为学桐城不如学左、庄、班、马,韩、柳、欧、曾。并以为在学习中应知变化,做到能入能出。“入者,师法也;出者,变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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