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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事迹
在江苏省南通市南郊狼山上,竖立着两块明代嘉靖皇帝敕令的青石碑刻,虽历经岁月的侵蚀,但上面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读,上面刻着对时任监察御史钱嶫的两道命令。
一道颁发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命令钱嶫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前往居庸关至龙泉关一线边关,检查驻军及关隘、军械等修造情况,并规定如实附图报告。敕令对钱嶫此次任务掌握的权限有明确的要求:“其守关官军,或投托买闲,不服调遣,尔即拿问如律,应奏请者具奏拿问。若分守、守备等官有背公徇私、阻碍行事,及罢软疾弱、不堪任事者,听尔指实奏闻处治。尔受兹委托,尤须持廉秉公,正己率下,使边关巩固,武备修举。”地方志中钱嶫的传记里记载,钱嶫完成了朝廷交给他的任务。
另一道敕令则颁发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命令他以广西巡按监察御史的身份,在不妨碍原务的同时巡查各地军械制作维修实情,发现欺瞒行为就严加拿问,同样也对他履职提出了要求:“尔受兹委任,须不惮勤劳,躬亲遍历校阅,务臻实效。毋或循袭故常,展转推托,虚应故事,自贻罪愆尔。”钱嶫此次巡查军械的情况如何,尚未见到很明确的记载,但巡查时却发现了靖江王的劣迹,钱嶫对此如何处置,下文自有分解。
嘉靖十一年,钱嶫出任抚州推官,虽然只是个七品小官,可他却大有作为,一方面平反冤狱,一方面剔除官府蛀虫,恪尽职守地治事,直到父亲去世才离任回家守制。等到守孝期满,钱嶫改任永平府的理刑推官。在永平,他多能原情处理案件,遇到岁荒,他更积极设法赈饥,以致救活者达数万人,他也因政绩优秀而被擢升为浙江道监察御史。
嘉靖二十年,钱嶫赴广西巡查军械制作维修实情,其间发现了靖江王的劣迹。原来,这靖江王在明代诸藩王里地位很特殊,同是世袭,他的待遇一直介于亲王和郡王之间,尤其处于僻远之地,有恃无恐,养成他骄奢淫逸、鱼肉地方的恶习,而地方官员见此往往也无可奈何。钱嶫巡查探得此事,欲以法问罪。靖江王知道后,表面做出畏惧之状,暗地里却横加中伤,并上书告御状,说钱嶫欺压宗室。所幸嘉靖听从群臣议论,认为钱嶫只是公正执法、并无私情,没有加以偏袒,此后更派给事中王国祯等前往治罪,靖江王见此情势,惶恐不已,只得认罪。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钱嶫出任福建建宁知府,在任“约廉示俭”,革除官府巧立名目的各种交际费用和宴会应酬。因为他能造福一方,故在离任三十年后,地方上还专文呈请为他立祠祀之,称他“立心光明正大,莅官廉慎公勤,重民命,作士气,抑豪强,禁奢靡,别内外,章上下,通盐利,清丁米,革淫巧,杜侵渔,均水利,减炉场,释冤民,埋骴骼”,甚至有“当时齐颂为城隍,至今犹恋如父母”的说法。
家乡人对钱嶫有着更深的感情。早在明代永乐初年,因六安州有灾情,其养马的摊派之事暂由通州代替,谁知这暂代竟变为常例,可是通州水土不宜养马,百姓因此大受困扰。钱嶫任浙江道监察御史期间,极力上疏奏免通州养马,恳切陈述通州从为六安州临时替领养马任务后,不料竟成为定例,由于“地域水咸,草土不服,虽称种马,并不产驹,而瘐损倒死十常八九”,年耗银一万余两,而朝廷实用三千多两,“是通州民独受养马之害,朝廷未尝获通州一马之用也”。疏上,交户部审议,认为钱嶫所奏俱合实情,通州养马遂免。消息传来,父老子弟欢天喜地,并为他建立“钱公世德祠”,狼山上的敕令碑,也是因此而刻制的。可见只要尽心为民众解决实际困难,人民是会永远铭记的。
一道颁发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命令钱嶫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前往居庸关至龙泉关一线边关,检查驻军及关隘、军械等修造情况,并规定如实附图报告。敕令对钱嶫此次任务掌握的权限有明确的要求:“其守关官军,或投托买闲,不服调遣,尔即拿问如律,应奏请者具奏拿问。若分守、守备等官有背公徇私、阻碍行事,及罢软疾弱、不堪任事者,听尔指实奏闻处治。尔受兹委托,尤须持廉秉公,正己率下,使边关巩固,武备修举。”地方志中钱嶫的传记里记载,钱嶫完成了朝廷交给他的任务。
另一道敕令则颁发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命令他以广西巡按监察御史的身份,在不妨碍原务的同时巡查各地军械制作维修实情,发现欺瞒行为就严加拿问,同样也对他履职提出了要求:“尔受兹委任,须不惮勤劳,躬亲遍历校阅,务臻实效。毋或循袭故常,展转推托,虚应故事,自贻罪愆尔。”钱嶫此次巡查军械的情况如何,尚未见到很明确的记载,但巡查时却发现了靖江王的劣迹,钱嶫对此如何处置,下文自有分解。
嘉靖十一年,钱嶫出任抚州推官,虽然只是个七品小官,可他却大有作为,一方面平反冤狱,一方面剔除官府蛀虫,恪尽职守地治事,直到父亲去世才离任回家守制。等到守孝期满,钱嶫改任永平府的理刑推官。在永平,他多能原情处理案件,遇到岁荒,他更积极设法赈饥,以致救活者达数万人,他也因政绩优秀而被擢升为浙江道监察御史。
嘉靖二十年,钱嶫赴广西巡查军械制作维修实情,其间发现了靖江王的劣迹。原来,这靖江王在明代诸藩王里地位很特殊,同是世袭,他的待遇一直介于亲王和郡王之间,尤其处于僻远之地,有恃无恐,养成他骄奢淫逸、鱼肉地方的恶习,而地方官员见此往往也无可奈何。钱嶫巡查探得此事,欲以法问罪。靖江王知道后,表面做出畏惧之状,暗地里却横加中伤,并上书告御状,说钱嶫欺压宗室。所幸嘉靖听从群臣议论,认为钱嶫只是公正执法、并无私情,没有加以偏袒,此后更派给事中王国祯等前往治罪,靖江王见此情势,惶恐不已,只得认罪。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钱嶫出任福建建宁知府,在任“约廉示俭”,革除官府巧立名目的各种交际费用和宴会应酬。因为他能造福一方,故在离任三十年后,地方上还专文呈请为他立祠祀之,称他“立心光明正大,莅官廉慎公勤,重民命,作士气,抑豪强,禁奢靡,别内外,章上下,通盐利,清丁米,革淫巧,杜侵渔,均水利,减炉场,释冤民,埋骴骼”,甚至有“当时齐颂为城隍,至今犹恋如父母”的说法。
家乡人对钱嶫有着更深的感情。早在明代永乐初年,因六安州有灾情,其养马的摊派之事暂由通州代替,谁知这暂代竟变为常例,可是通州水土不宜养马,百姓因此大受困扰。钱嶫任浙江道监察御史期间,极力上疏奏免通州养马,恳切陈述通州从为六安州临时替领养马任务后,不料竟成为定例,由于“地域水咸,草土不服,虽称种马,并不产驹,而瘐损倒死十常八九”,年耗银一万余两,而朝廷实用三千多两,“是通州民独受养马之害,朝廷未尝获通州一马之用也”。疏上,交户部审议,认为钱嶫所奏俱合实情,通州养马遂免。消息传来,父老子弟欢天喜地,并为他建立“钱公世德祠”,狼山上的敕令碑,也是因此而刻制的。可见只要尽心为民众解决实际困难,人民是会永远铭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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