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藩居于临江书舍（蔡东藩旧居），萧山临浦镇人。自幼聪颖好学，儿时阅读《资治通鉴》等史书，时人称为“神童”。光绪十七年（1891年）中秀才。宣统元年（1909年）中省优贡生。1910年朝考以优入选，翌年春赴福建以知县候补。因不满官场恶习，月余托病回乡。辛亥革命后，应好友之邀，到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任编辑，修撰《高等小学论说文范》《中等新论说文范》《清史概论》等书。
从1916年至1926年的十年间，蔡东藩写成《历朝通俗演义》。全书记述了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20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该书在史料上遵循“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的原则，在体裁上突出“义以载事，即以道情”的特点，并且自写正文，自写批注，自写评述。在撰编《民国通俗演义》中，对清廷之腐败，予以抨击，其间曾收到恐吓信及子弹，迫其修改，蔡不变初衷。又著有《西太后演义》又名《慈禧太后演义》，增订清初吕安世所著《二十四史演义》，其一生共著书13部，撰写700余万字，篇幅之巨堪称历史演义的奇迹，被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家庭出身
1877年（清光绪三年，岁次丁丑）农历六月十三日，蔡东藩生于浙江省山阴县临浦牛场头（今属萧山县）一个店员的家庭里。幼名椿寿，稍长取名郕，号东藩，有时写成东帆。
蔡东藩幼年时，家境穷困，父亲蔡文杰，是临浦一家丝行的店员，工资微薄，备受老板的剥削与压迫，极力想摆脱这种境遇，因此，就把三个女儿嫁给农村里的自耕农，叫三个儿子用功读书，以求改变穷困的处境。
学习经历
蔡东藩6岁左右，就跟随哥哥读书。不久大哥去世，就靠二哥对他教学。二哥比他大四五岁，天资聪颖，学习认真，十多岁时，已博览群书，能诗善文。当时亲友都目为“神童”，全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二哥身上。可是事情恰恰出于意料，二哥患了足疾，逐渐不会行走，医治无效，夭折了。
他父母因长次两子相继去世，就把希望全寄托在蔡东藩身上。可是家境贫困，无力给他求学，没奈何只好到富家为公子当“伴读”。这样，可以有机会听老师讲课，又不需学费，且还有伙食供应。但蔡东藩从小秉性刚直，不喜逢迎，“伴读”生活寄人篱下，心情总不舒畅。他的二姐夫田沛鋆家境较好，一心要参加科举考试。为了互相切磋，就请蔡东藩到他家去共同学习。
考取秀才
蔡东藩14岁时，和二姐夫田沛鋆一道去考秀才。田沛鋆比蔡东藩大20岁左右，身体魁梧，而蔡东藩身材瘦小。考秀才需经过县考和府考，进考场人很拥挤。田沛鋆力大，双手挽着两只考篮，在前开路，腰中系着一根布带，叫蔡东藩拉住裤带，跟在后面。别人看起来好像父子同进考场那样。经过县考、府考后，蔡东藩和田沛鋆都考中，而蔡东藩的名次远远在二姐夫前面。这次临浦考中秀才的有好几个，数蔡东藩的年龄最小。从此，他的名字就在附近传开了。
此后，蔡东藩经友人介绍，到杭州一满族人家做家庭教师。那家有两个儿子要他教学，大的年龄比他稍大，小的也与他差不多。全家人对他都比较尊敬。
蔡东藩的父母长期来由于生活贫苦，又遭长次两子先后去世，忧郁成疾。虽然蔡东藩中了秀才，心里有些高兴，但积疾难医。因此，不久相继去世。蔡东藩只好向二姐夫田沛鋆家借债办理丧葬。
充当枪手
适值这年是乡试之年，蔡东藩的才学在附近有些名气，这时就有人来请他去做“枪手”，就是冒名顶替去考试。他明知干这样的事有着极大的危险，但为了偿还债务，就下决心“铤而走险”，给人家考取了举人，得到了一笔钱，还清了旧债。自那以后好几次乡试(一般每隔三年举行一次)，他仍然去做“枪手”，给人家考取举人。过了好几年，蔡东藩在杭州教学的那家人的两个儿子，都已中了秀才。有一年，师生三人同去参加考试。进了试场后，他认真构思，尽力把文章写好。中秋前夜，蔡东藩已把文章写好，誊写清楚，自己看看比较得意。
不料第二天早上，同去参加考试的两个学生，为了孝敬老师，欢度中秋，送来了一碗蒸鸡。蔡东藩在逊让时，不慎把鸡汤晃出了许多，恰巧旁边放着誊写好的试卷，这鸡汤就沾湿了试卷，于是印格子的红色渗开，有的字迹模糊难辨。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重抄，没奈何把这样的试卷缴了上去，发榜时名落孙山。幸亏他对功名不大看重，情绪上还没有什么波动。
从政生涯
旧中国，列强入侵，清政府对外屈辱投降，贪官污吏遍地，人民生活困苦。蔡东藩想找一条出路，为国为民做一点事情，于是去参加优贡的考试。先是省里考，成绩优异，被录取了；接着到北京去参加朝考，被录取在100名之内，属于优等。发榜后，他曾去朝见过皇帝。蔡东藩对孙子说：“说起这件事真好笑，比演戏还不如。为了朝见，花了一大笔钱，去购买了一套绣花衣帽。半夜里就在朝见的殿外等候。等到天将黎明，由太监传出话来，说是朝见皇帝了。于是跟着大家进了殿门，跟着大家跪下叩头，跟着大家叫万岁。这样身不由主地搞了一段时候，总算朝见结束，各自可以回去了。天晓得，不但皇帝的影子没有看到，而且连什么大臣的影子也没有看到。”
蔡东藩被分发到福建省以知县候补。这对他来讲，一方面有些高兴，但另一方面也有些踌躇。他想，到福建去的一切费用如何设法？后经亲友们的帮助，才到了福州。未经仕途的蔡东藩，哪知当时官场的陋俗恶习。一个远道而来的候补知县，在省城里有谁看得起！蔡东藩没有向巡抚、臬台、藩台等衙门的守门人送上钱，连会见这些大官的机会也没有。虽几经周折，能与这些大官相会，他们又哪里把他放在眼里！官场中的应酬，吹牛拍马，尔虞我诈等，天真的蔡东藩都不甚了了，待稍有觉察，也不肯仰人鼻息，轻易折腰。因此在福州不愉快地住了一个多月，就称病回家。这时正是1911年（辛亥）的夏天。
跳出仕途
蔡东藩从福建回来后，痛恨清政府的腐败和官场的黑暗，决心跳出仕途的圈子。当时，他有个好友邵希雍，字廉存，号伯棠，山阴县（今萧山县）下邵村人，知道蔡东藩的情况，称赞他是“悬崖勒马，智士也。”邵希雍长住上海，曾著《高等小学论说文范》，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风行全国。邵拟续著《中等论说文范》，但国事多，抽不出时间，想聘请他参加编撰。蔡东藩欣然应聘。此时，适逢辛亥革命，蔡东藩对辛亥革命是欢欣鼓舞，尽情歌颂的，这在《中等论说文范》一书中充分反映出来。
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说：“窃谓为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但能理正词纯，明白晓畅，以发挥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之精神，为新国民之先导足矣。”自《中等论说文范》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后，他就常常与该局打交道了。邵死后，会文堂新记书局因邵著的《高等小学论说文范》需要修改，也请他执笔加工。从此，祖父陆续替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编撰了《写信必读》《楹联大全》《留青别集》《幼学故事琼林续集》《客中消遣录》等书。这些书的发行量倒也不少。这样，他与该局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蔡东藩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崎岖的。他在家庭里所遇到的，也多是不幸的事。他两个哥哥死去不久，父母就先后去世。接着，嫁在农村的三个姐姐，都患肺病，相继死亡，她们没有一个生男育女。蔡东藩20多岁时，与一王姓农家女子结了婚，生二子。长子震濆，次子不满10岁，患急病夭亡。这王姓与蔡东藩相处不几年，就与世长辞了。
婚姻生活
后来，有个黄姓名医看中蔡东藩，将其女许配给他。蔡东藩讲起她，知书达理，能文善诗，平日夫妻同写诗文，互相切磋，还从她那里学到不少医学知识，真是伉俪情深，相依为命。她曾生一女，但好景不常，爱女突患重病，多方求医无效，不几日也夭折了。女死母哀，这个黄姓女子总是忧郁难解，不久也就永别人世。这对蔡东藩来讲，是莫大的打击。
此后，蔡东藩又与一韩姓店员之女结婚。这第三个妻子体质较差，平时多病，始终不孕。当时，蔡东藩的子女仅存震濆，但震濆一向多病，因此稍长后，蔡东藩就叫震濆到杭州中医专科学校求学，使他懂得一些医药知识，一方面可以注意自己身体的调理，另一方面可以解救人们疾病的痛苦。
国难家愁犹如无情的冰雪阵阵向蔡东藩袭来，而他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事业心，好像岁寒的松柏、怎肯甘心老死牖下！辛亥革命以后，他念念不忘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安危，群众的疾苦。他热情拥护共和，赞成民主；坚决反对帝制，憎恨专制。他在当时“演义救国”思潮影响下，就着手撰写历史演义。
行医济世
蔡东藩年轻时，到杭州担任家庭教师，到绍兴一所中学里做过国文教师，在临浦小学里也兼过课。写《中等论说文范》时，曾与邵希雍谈及对教育的看法。邵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吾同学友蔡君东藩，究心教育有年矣。……夏初与晤申浦，纵谈当世事，蔡君以教育急进为第一义，余深韪之。”“教育救国”，对蔡东藩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从1927年起，他又在临浦小学任过一段时间的国文教师。后来身体愈差，只在家里教学几个亲友的子女。
蔡东藩亲眼看到三个姐姐嫁到农村后，都不孕而早死，看到农民患病总是缺医少药，这样他要儿子到农村去行医。在他的二姐夫田沛鋆的帮助下，在田家的附近造了三间房子，要儿子住在那里替农民看病。抗战前几年，抵制日货，蔡东藩很赞成，就在儿子行医那里开办了一家小小的毛巾厂，名叫“坤元”，有十来张木机，用手工操作。他想搞个试验，一以提倡国货，一以增加农民的收入。然而这谈何容易，日伪军渡过钱塘江后，被抢劫一空。
蔡东藩原住在临浦牛场头，有一间房子。后因隔壁所住的堂侄患神经病，喜怒无常，吵闹不休，不便居住，就在临浦达弄向人家另租房子住下来。1937年7月，抗战爆发，不久杭州沦陷，临浦是水陆交通码头，常遭日机轰炸，蔡东藩就把全家迁到离临浦十多里外父亲行医的庄里陈。1940年初，日军渡过钱塘江，庄里陈亦为日军所占，幸好全家早几天避入一山村山里王，免遭蹂躏。半月后，日军离去，但萧山、临浦等城镇已为日伪军所占，离庄里陈不远。蔡东藩痛恨日本军国主义，不愿在刺刀下过奴隶生活，于是毅然挈全家避难于诸暨藏绿坞。藏绿坞系一小村，离日伪军的驻点较远，就在那里住下来了。
蔡东藩在乡间主要是行医，经常给贫苦农民看病。虽然年老体衰，还是不辞劳苦地出诊，救人急难。他曾风趣地对家里人开过玩笑：“像我这样，总可叫作儒医吧！”他医治有方，请他看病的人，常常络绎不绝。
1944年深秋，有一天来了四个青壮年农民，自称是富阳紫阆来的，因为老父有病，打听到蔡东藩医好的人很多，特来请他去给他们的父亲看病。刚巧当时蔡东藩自觉身体不适，去与不去，踌躇未决。经过四个农民的再三恳请，他就不推辞，坚决前去。老农的病是治好了，可是他自己回来后．就发“三日疟”（即“四日两头”的疟疾），从此每隔三天发一次疟疾。到了年底，就卧床不起。他自知在世不长了，就要儿子设法，把他从小路送回庄里陈。1945年3月5日（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半夜，他溘然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九岁。

蔡东藩兴趣广泛，学识渊博。除历史演义外，尚著有《留青别集》《留青新集》《客中消遣录》《楹联大全》及诗集《风月吟稿》《写忧草》等。在居乡期间，曾随岳父习医，写了《内科临症歌诀》4卷，并任临浦小学国语教师，后又设私塾授学。对语文教学提倡“学以致用”，力主革新。蔡东藩晚年生活艰辛，以行医、卖文为生。
蔡东藩写书的动机，与当时民族危亡的历史现状密不可分。以一己之长诉之史笔，以期用通俗演义的形式讲述中国历史，以此帮助国人从历史的启迪中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正是他“书生报国”之意。正是因此，他才选择了首先写《清史通俗演义》，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蔡东藩这套演义重史轻文，尽管略输文采，但却提供了一部浩瀚而通俗的中华通史，为普及中国历史知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清史通俗演义》
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政治多变，危害民主共和，蔡东藩对此痛心疾首、力图以通俗的历史演义，唤起民众，挽此狂澜。他当时曾说：“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几为鄙人所不及料。”他写《清史通俗演义》就是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提出“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
但这谈何容易！就是他的亲友，也不断向他进言，貌似忠告，实则阻挠。如他的邻居李马鉴，是一个清廷遗老，得知祖父在写清史，就絮絮叨叨来述说清王朝的功绩，赞扬君主制度的优越。还有友人沈幼贡，本着反清复明的旧思想，也在祖父面前常嘀咕清朝是“胡人犬种”。
这些思想在当时社会上是有一定市场的，而蔡东藩的主张是：应当尊重历史事实，全面考虑。“夫使清室而果无失德也，则垂到亿万斯年可矣，何到鄂军一起，清社即墟?然苟如近时之燕书郢说，则罪且浮于秦政、隋炀，秦隋不数载即亡，宁于满清而独永命，顾传至二百数十年之久欤?”从而吸取经验教训，体会“仍返前清旧辙”是逆于潮流。“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他自信、坚韧，排除形形色色的其他说法，废寝忘食地搜集资料，夜以继日地埋头赶写。
蔡东藩虽与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有联系，但他不善于交际，与该局的经理和老板们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友谊，更何况《清史通俗演义》有其独特的见解，与拥满复清、排满复明的思想大相径庭，与攀鳞附翼、见风使舵的人认识很不一致。他满怀热情地与该局经理、老板们联系，陈述自己写《清史通俗演义》的打算，但多次遭到奚落和嘲讽。蔡东藩虽然得不到会文堂书局的支持，但他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对社会是有益的，今后定会有出路的。
写好的稿纸—天天增多，蔡东藩脸上的眉结却很少能看到有解开的时候。因书将告成而出版在何处的问题萦绕在他的脑际，其忧心忡忡要不露之于形是很难控制的了。为了自己的理想能付诸实现，就不断地设法与上海大东、广益等书局联系，请求考虑出版他的《清史通俗演义》。可是事与愿违，均遭拒绝。
1916年春，《清史通俗演义》100回写就，“举总统孙文就职，逊帝位清祚告终”的末回跃然纸上。他反复综观全书，亦颇自得：“著书人或详或略，若抑若扬，皆斟酌有当，非漫以铺叙见长，成名为小说，实侔良史。录一代之兴亡，作后人之借鉴，是固可与列代史策，并传不朽云。”但事非经过不知难，这在“四子拦壁角”的时候，蔡东藩彷徨终日，一筹莫展。一日，蔡东藩把这事与孔孝赓商量，孔安慰他说：“事情很凑巧，正有事赴沪，不妨把《清史通俗演义》的底稿交给我，由我托人与那里的几家书局去联系，你不要焦急，天无绝人之路。”
孔去沪三月，杳无音讯，蔡东藩心急如焚，屡屡写信催问，偶接一二复信，往往答非所问。蔡东藩素知孔乐于助人，但这次一则拖延时日，二则回信言辞闪烁，游移不定，感到奇怪。
又是一月过去了。蔡东藩终于等到了孔孝赓来访。孔一见蔡东藩就诙谐地说；“去沪四月，先无消息，后少实耗，你一定感到出于意料了吧?如此大事，如此荒唐，岂非咄咄怪事！”接着孔就原原本本地说了个大概。他去沪的路上就盘算好，这次的主攻方向应当是会文堂新记书局，但不能单打一，必须与大东、广益、群智等书局接触，多方联络，使他们相互之间有所竞争。后来，他确实按这打算办事，老板们看了底稿，有的婉言拒绝，有的随口敷衍，有的吞吞吐吐，总没有接受出版之意。时间过得很快，一拖三月。后来，他托人放出风去，大东书局已考虑出版蔡东藩的《清史通俗演义》，不日就可成交。隔天晚上，会文堂新记书局的王经理就来找他，要把底稿交给他，说什么蔡氏的著作该局已出版过好几部，应当继续，最后言明稿酬为200元。原来他打听到该局的经理和老板完全从商品的角度出发，所以不肯放手，抓到手就要煞价。”最后孔以询问的口气说；“进程如此，你意如何?”
此后，蔡东藩所写的《清史通俗演义》就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了。
蔡东藩写《清史通俗演义》时，“清代尚无正史，私家著述亦不数百货觏。”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自天命纪元起，至宣统退位止，共297年的主要历史事实，串连起来，就需苦心经营。所写的属于“演义”，单是说说巨政是不够的，必须穿插一些琐录，才能有血有肉，形象感人。以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蔡东藩博览群书，相互印证，达到融会贯通，有机结合。这里仅举两例以为佐证：
1．蔡东藩写顺治帝入关后，涉及清将豫亲王多铎的事迹，他就记得年轻时看过墅西逸叟著的《过墟志感》和经过毛祥鳞改写的《孀姝殊遇》与此有关。就在写清兵南下，攻入扬州、南京后，摄政王多尔衮命多铎回朝休养时，插入了孀妹刘三秀与豫亲王多铎奇遇的故事，这就增加了“演义”吸引人们阅读的魅力。
2．蔡东藩写到雍正时的年羹尧，觉得要刻画年的性格特征的材料不足，就着意搜集。他觉得《客中闲话》一书中有一篇《公大将军延师》，其中的公大将军是与年羹尧的情况相符的。于是在写年羹尧是雍正的心腹臣子，有拥戴大功，得到宠遇时，安排了年羹尧延师的情节，从而更加生动地刻画出年羹尧骄纵专横的形象，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官僚穷奢极欲，嗜杀成性的本质，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血淋淋的人吃人的关系。
《元史通俗演义》
他写《元史通俗演义》，知道这是棘手的事情。因为《元史》过于简单。商辂等撰的《纲目》，薛应旗作的《通鉴》，陈邦瞻著的《纪事本末》缺漏很多；《皇元圣武亲征录》《元秘吏》《丙子平宋录》《庚申外史》《元朝名臣事略》《元儒考略》等，均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可作为《元史》考证的，有《蒙鞑备录》《蒙古源流》《元史译文补证》等，亦未详备。
为此，他尽力搜集东西史籍译本。就西洋史籍译本来讲，觉得于蒙古西征时，较中史为详，且于四汗分封，及其存亡始末，亦足补中史之缺，足资参考。他所编写的《元史通俗演义》60回，是融会中国和东西洋史籍而成，从而“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外域异闻，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量援引，或详或略；正史之所未载者，则旁证博采，多半演入。”
如窝阔台汗执政时，曾令拔都为统帅，速不台为先锋，率军西征钦察，即俄罗斯东部；并分兵入波兰、入马加，则已到东欧。马加即匈牙利，其北是奥地利，亦称奥斯，向与匈牙利或分或合，与匈牙利合时，则称奥斯马加。奥斯马加之西，是德意志联邦，日耳曼与捏迷思，皆德国联邦之一部分。蒙古军亦曾至奥斯、日耳曼与捏迷思。明宋濂等修的《元史》，因欧亚间之地理未明，所以关于拔都西征事，多略而不详。清末民初所译的西史，亦人地杂出，名称互歧。蔡东藩写这些史实，就反复参考中西史乘，两两对勘，择要汇叙，各取所长。他自己说过：“是足以补中西史乘之缺，不得以小说目之。”
《民国通俗演义》
蔡东藩写《民国通俗演义》的时候，社会上未见有民国史的书籍，而他则敢于撰写，从此可以看出他的胆识和才能。许廑父称赞他说：“蔡子嗜报纸有恒性，搜集既富，编著乃详，益以文笔之整饬，结构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学演义，出版后不胫而走遍天下。”蔡东藩在该书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辛亥革命、孙中山下野、袁世凯称帝、蔡锷讨袁、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节的始末，其中有机地穿插有关的轶闻趣事，做到“语皆有本，不敢虚诬．笔愧如刀，但凭公理。”
如蔡东藩写蔡锷与袁世凯斗争的情况，搜集了丰富的材料，加以整理，写出了袁世凯老奸巨猾，忌恨蔡锷，杀之不能，乃欲豢之；豢之不足，乃更宠之。而蔡锷自是英杰，身处旋涡。苦心孤诣，不惜自污，极力设法，以求有济。与蔡锷打交道的小凤仙，慧眼识英雄，尤足为红粉佳色。对小凤仙的评价很高：“巾帼中有是人，已为难得；妓女中有是人，尤觉罕闻。”蔡东藩所写小凤仙的身世和特征是：“小凤仙浙江钱塘县人，流寓京师，堕入妓籍，隶属陕西巷云吉班。相貌不过中姿，性情却是孤傲，所过人一筹的本领是：粗通翰墨，喜缀歌词，尤生成一双慧眼，能辨别狎客才华，都中人士，都称她为侠妓。”关于小凤仙的文字记载，最早只有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里才能找到。
《宋史通俗演义》
蔡东藩写历史演义的主张是“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他在《宋史通俗演义》的序文中说：“宋代小说，不一而足，大约荒唐者多，确凿者少。龙虎争雄，并无其事；狸猫换主，尤属于虚。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羡？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中选帅。金邦太子，曷尝胯下丧身？种种谬淡，不胜枚举。而后世则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为问先民之辑诸书者，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以诬古而欺今乎！”他担心读者虚实难辨，误实为虚，蒙受不正确的历史知识，因此常作说明。如《宋史通俗演义》16回写到陈抟之死时说：“陈抟系一隐君子，独行高蹈，不受尘埃，若目他为仙怪一流，实属未当。俗小说中或称为陈抟老祖，捏造许多仙法，作为证据，其实荒唐无稽，请看官勿所惑哩！”
《中华全史演义》
蔡东藩在《中华全史演义》中写到春秋晋国时，涉及赵氏存孤之事，其中提出：“《史记》载有屠岸贾为难，及程婴、公孙杵臼存孤事，不知何据。或曰此汉韩信存孤事。”接着扼要地说明了故事的梗概，点明：“因汉人为之立传，不便言明，遂以吕后为屠岸贾，以韩为赵，以萧何家为公宫，而程婴、公孙杵臼，乃韩信客名，司马迁作《史记》因之，遂为千古之疑案。”蔡东藩敢于对太史公司马迁所作之《史记》质疑，实属有独到之处。
对民族英雄的评价
蔡东藩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正直廉洁的人物，表示尊敬，加以表扬，但也不盲目崇拜。蔡东藩曾讲起过‘“撰写宋史时，写到陆秀夫在厓山患难之中，尚日书《大学》章句，训导嗣君，就给陆加了批语：‘其行甚迂，其志可哀！’”
看淡钱财
蔡东藩在10年多一些时间中，陆续写出了700万字左右的历史演义，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惊人的事情。他在社会上屡遭颠沛，在家庭内又常遇不幸。这一切没有使他颓丧消沉，反而经过考验和锻炼，使他更加坚强无畏。他写出了《清史通俗演义》，交给会文堂新记书局付印。仅拿了微薄的一点稿费。后来继续撰写，该书局与蔡东藩订约，每月拿60元工资。他在名利上从不计较。当他在写这些历史演义的时候，适值妻子和儿子多病之秋，而他毫不动摇，还是夜以继日地撰写。孙子蔡福源记得祖母曾经这样说过：“你祖父废寝忘餐地写演义，积劳成疾。劝他要好好注意身体，慢慢地写。你祖父却说：‘救国要紧，我的生命可置之度外。’又劝你祖父，多拖一个月，可多得60元钱，何必这样赶紧呢?你祖父又说：‘钱是身外物，我从不考虑，宁可官不做，来写这历史演义，当然是越快越好啊！’”
蔡东藩的辛勤劳动所得无几，却替会文堂新记书局的老板赚了大量的财富，这是书商对他的无情剥削。1935年《历朝通俗演义》全书铅印再版，那时祖父还健在，而该书局的老板就没有与他联系，不请他自己再写几句话，却找了个与这部书毫无关系的卢冀野，在每一部书的前面，各写了一篇与本书不大相干的序言。这卢冀野甚至连祖父作书的次序也没有看清楚，误认为从秦开始，按照朝代的先后依次写到民国的。
蔡东藩在写《民国通俗演义》时，曾有这样一件事：他写好了80回，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一天有个军官到该局找蔡东藩，气势汹汹。后来知道不在，留下一张条子和一小包东西。条子里写的是对祖父进行恫吓的话，小包里是两颗子弹。会文堂新记书局的经理把这经过转告了祖父，他知道后非常气愤，理直气壮地说：“要改变观点是不可能的，坚决拥护‘民主’、‘共和’”。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蔡东藩在强暴面前是决不屈服的。
蔡东藩写历史演义的十年多，由于他常常不顾劳累，废寝忘食，所以渐得胃病。书成之时，胃病愈重，其精力就日益不济了。

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即是一部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文学巨著，阅读《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既可以了解中国历史，又可以欣赏传奇故事，真是两全其美。
众所周知，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是秉承着一条“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写作方法。他尊重历史，但又不拘泥于历史，能把很多野史糅合融化进去，巧于剪裁，因此把人物与故事情节写得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然而蔡东藩却相反，他竭力反对于史无据的虚构。他主张遵循正史，严格地做到了所谓“无一事无来历”、“以不使观者往往为所惑乱”，他自称所编历史演义，“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逸闻为纬，不尚虚诬”。拒不戏说的态度对后辈历史作家影响很深。然而正是这一点，使他的演义小说在艺术上大为逊色，使它不能成为一部文学的演义小说而只能是一部历史的演义小说。这也许正是这部小说被冷落的原因。
历史价值高于文学价值，蔡东藩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于他对历史真实的严格追求。他写历史演义，“语皆有本”，力求其主要情节均有历史记载作为根据。自然，作为“演义”，他也有虚构，特别是人物对话。但是，他很谨慎，力求符合特定历史环境和特定历史人物的性格，不敢任意编造。因此，他的书，可以当作历史读。
醉高歌.蔡东藩
------诗酒仙
少年怀抱功名，宦海唏嘘泡影。清风吹绝攀龙兴，吹起儒生秉性。
林泉笔奋雷霆，稗史呵成巨鼎。千秋一揽东岳景，一揽河山万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