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岁月
吕碧城，原名贤锡，字遁天，号碧城，晚年法号宝莲，亦有署名兰清、信芳词侣等。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
吕碧城的父亲吕凤岐为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入翰林，曾任国史馆协修、玉碟馆纂修及山西学政，著有《静然斋杂谈》《石柱山农行年录》《赠订诗韵释要》等。他注重诗书传家，在家中设有“长恩精舍”，藏书三万多册。在四位女儿幼年时，吕凤岐就鼓励和指导女儿学习书、画、诗、词。吕碧城的母亲严氏也出身于官宦之家，通晓文章，尝为诸女课读。对于吕氏姐妹而言，家庭成为名副其实的“陶冶人最初的人文环境”，她们自小就受到深厚的文化熏陶。其中，以排行第三的吕碧城更为出众，五岁能诗，七岁能画，“自幼即有才藻名，善属文，工诗画，词尤著名于世。每有词作问世，远近争相传诵”。
然而她们的命运却充满曲折，吕碧城十二岁时，父亲突然病逝，两个男嗣也早已天折，家产被族人以“男子继承”为由，用非常手段掠夺而去。“吾母以两子早丧，性仁柔，不能保遗产，族中之不肖者尽霸占所有，复幽禁余母女数人”。吕碧城四处告援，给父亲的朋友、学生写信求助，几番波折终于将母亲救出，不得不和寡母孤妹远走外家，饱尝生活艰辛。家变之外，更逢婚变。吕碧城九岁时议婚的同乡汪氏，因其家变而提出退婚。凭借着出众的相貌和才华而小有名气之吕碧城受到沉重的打击，“方以才貌噪于时，遽蒙奇耻”。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吕碧城的长姐吕惠如嫁外家严象贤为妇，吕碧城遂奉母命自外公家投奔在塘沽为宦的舅父严凤笙，并在舅父家生活了大约七八年，“冀得较优之教育”。在舅家的生活，她本人很少言及，但在吕碧城日后词作中，仍可以发现蛛丝马迹，证明她确实接受了一定的学校教育而非家整教育。正值自我意识形成重要时期的吕碧城，从承欢膝下的娇娃变成寄人篱下的孤女，心理发生变化，透过她此时的词作“冷红吟遍，梦绕芙蓉苑。银汉侧侧清更浅，风动云华微卷。水边处处珠帘，月明时按歌弦。不是一声孤雁，秋声那到人间”等便可略见一斑。
在此期间，吕家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大事。在吕碧城和大姐、二姐先后走出家门之后，来安只剩下母亲严氏和最小的妹妹吕坤秀两个人。有亲戚对她们就食于娘家感到不满，竟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唆使匪徒将二人劫持，为免受辱，母女二人只好服下毒药。在吕惠如的请求下，时任江宁布政使的樊增祥星夜飞檄邻省，隔江遣兵营救。幸亏救兵赶到得及时，才将母女二人救活。
自咸丰十年（1860年）天津开埠，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为核心的西方教育模式，潜移默化地传入天津；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输入，中国女性开始觉醒，“张女权，兴女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急招天津早期的教育家傅增湘担纲兴办天津女子学堂。
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舅父家寄居多年的吕碧城欲往天津探访女学，遭到舅父的反对。她愤然离家，独自乘火车来到天津。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的吕碧城走投无路，遂想投奔住在大公报馆的男父属僚方君的夫人，便修书一封。机缘巧合，这封信被《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看到。英敛之对吕碧城在信中表现出来的文学才华极为赏识，对她离家出走的遭遇甚为同情，于是，英敛之在同年3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二十三日，晡，接得吕兰清女史一柬，予随至同升栈邀其去戏园。候有时，同赴园，予遂回馆。少秋来。晚，请吕女史移住馆中，与方夫人同住，予宿楼上。灯下闲谈，十二点少秋去，碧城女史书囊作满江红词一阕，极佳。”吕碧城在1920年代的回忆中也写道：“塘沽距津甚近。某日，舅署中秘书方君之夫人赴津，予约与同往，探访女学。濒行，被舅氏骂阻。予忿甚，决与脱离。翌日逃登火车，车中遇佛照楼主妇，掣往津寓。予不唯无旅费，即行装亦无之，年幼气盛，艇而走险。知方夫人寓大公报馆，乃驰函畅诉。函为该报总理英君所见，大加叹赏，亲谒邀与方夫人同居，且委襄编辑。”而此次出走，正是吕碧城登上文坛的开始，也是她与各界名人交往的开始。
提倡女权
吕碧城入职《大公报》后，先后刊载《满江红·晦暗神州》《舟过渤海偶成》等诗词。一时间，“坊间皆传吕碧城”。一时中外名流投诗嗣鸣钦佩者纷纷不绝，诸如署名罗刹庵主、铁华馆主、姜庵词人等，皆有诗词投赠。
与此同时，吕碧城还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包括《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教育为立国之本》在内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都与提倡新式女子教育有一定的关系，足见她非常注重兴办新式女子教育。这些文章为其参与创办并管理北洋公立女学堂等新式女子学校提供了思想基础。“甲辰之岁，北方女学尚当草昧未辟之时，鄙人浪迹津沽，征诸同志，将有创办女学之举，恐绵力之难济也，抒其刍论，假报纸游说于当道。”她的提倡得到官绅傅增湘、方药雨、英敛之等人的协助。
从光绪三十年（1904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吕碧城借助《大公报》这一阵地，积极地为她的兴女权、倡导妇女解放而发表大量的文章和诗词，她结识了大批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领袖人物。光绪三十年（1904年）5月，秋瑾从北京来到天津，慕名拜访吕碧城，订为文字之交。吕碧城连续发表的女子解放的文章，震动了京津，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李鸿章之侄李经羲等人纷纷投诗迎合，推崇备至。
建设女学
除了在《大公报》积极宣扬女权，作妇女解放思想的先行者，在办女学的实践上，吕碧城积极筹办北洋女子公学。吕碧城发表多篇言论以作舆论宣传，宣扬兴办女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她把兴女学提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以此冲击积淀千年的“三从四德”、“女戒女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反过来说，女权运动的兴起，恰恰证明了社会上男女观念的不平等，“欲使平等自由，得与男子同趋于文明教化之途，同习有用之学，同具强毅之气。”吕碧城认为办女学开女智、兴女权才是国家自强之道的根本。
为了实践自己的理论，吕碧城积极筹办女学，崭露头角的吕碧城活跃于天津的知识阶层，结识了严修、傅增湘、卢木斋、林墨青等津门名流，以求支持和帮助。傅增湘很欣赏吕碧城的才华，想要她负责女子学堂的教学。于是，英敛之带着吕碧城遍访杨士骧、唐绍仪、林墨青、方若、梁士诒、卢木斋等在津的社会名流，着手筹资、选址、建校等工作。在天津道尹唐绍仪等官吏的拨款赞助下，光绪三十年（1904年）9月，“北洋女子公学”成立，11月7日，天津公立女学堂在天津河北二马路正式开学。《大公报》次日报道：“昨日午后二点钟，由总教习吕碧城女师率同学生30人，行谒孔子礼。观礼女宾日本驻津总领事官伊集院夫人……男宾20余位。诸生即于是日上学。”吕碧城担任总教习，负责全校事务，兼任国文教习。按照英敛之、吕碧城等人的意见，学校定名为“北洋女子公学”。在傅增湘的“学术兼顾新旧，分为文理两科，训练要求严格”的办学方针的指导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天，北洋女子公学增设师范科，学校名称遂改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租赁天津河北三马路的民宅作为校舍，第一期只招学生46人，后又在津、沪等地招生67人，学制一年半，称为简易科。
北洋女子师范学堂针对中国女性数千年来身体被摧残、心灵被桎梏、智识不开明的状况，吕碧城在学校的教育和管理上，提出了让学生在“德、智、体”三方面全面发展的方针。“德”在首，是因为无道德，徒具知识，只能“济其恶，败其德”；但同时又必须重智识教育，因为智识不开，则事理不明，道德也就无从谈起；重视“体育”，是为了让学生在拥有健康人格的同时，也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对于“德”的认识，吕碧城也别具一格：“世每别之曰女德，推其意义，盖视女子为男子之附庸物，其教育之道，只求男子之便利为目的，而不知一世之中，夫夫妇妇自应各尽其道，无所谓男德女德也。”
尽管上海的经正女学堂创办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但究其性质而言，不过是家塾式的私立女学堂。直到北洋女子公学的成立，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女子学校。但实际上，该校仍然是一所贵族女子学校，就学的大多是官宦、富商人家的闺秀。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正如吕碧城所说，是因为大部分人家“仍守旧习，观望不前”，即使有人愿意让自己的女儿上学，也是“各于家塾自相教学焉”。如此一来，随着官员的来往调任，学生经常中途离去，所以，尽管上学的学生不在少数，但能够真正完成学业的就寥寥无几了。
吕碧城执掌女子学校总教习一事，在社会上曾轰动一时。宣统元年（1909年），陈庚白（后为南社著名诗人）13岁，就读于天津客籍学堂，仰慕吕碧城的大名，曾暗中前往女子学堂窥伺其风采。后来任总统府秘书的沈祖宪，曾称吕碧城为“北洋女学界的哥伦布”，赞赏其“功绩名誉，百口皆碑”。
秋瑾也曾经用过“碧城”这一号，京中人士都以为吕碧城的诗文都是出自秋瑾之手，两人相见之后，秋瑾“慨然取消其号”，原因是吕碧城已经名声大著，“碧城”一号从此应当为吕碧城专用。
交谈中，秋瑾劝吕碧城跟她一起去日本从事革命运动，而吕碧城“持世界之人，同情于政体改革”，愿意继续留在国内办报，以“文字之役”，与秋瑾遥相呼应。此后不久吕碧城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兴女权贵有坚韧之志》《教育为立国之本》两篇文章，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秋瑾的影响。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在上海创刊，其发刊词即出于吕碧城之手。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绍兴遇难，无人敢为其收尸，中国报馆“皆失声”，吕碧城设法与人将其遗体偷出掩埋，又在灵前祭奠。她后来南游杭州，又拜谒了秋瑾墓，不禁感慨万端，作一首《西泠过秋女侠祠次寒山韵》，追怀这位志同道合的挚友。之后，吕碧城用英文写了《革命女侠秋瑾传》，发表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引起颇大反响，也使自己陷于险境。吕碧城与秋瑾的交往也引起了官方注意，以致直隶总督袁世凯一度起了逮捕吕碧城的念头。介于找不到更多的借口，才没有实行。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又招完全科，学制四年。同年夏，北洋客籍学堂停办，遂将其地纬路新址让与北洋女子师范学堂，该学堂渐具规模。由傅增湘提名，吕碧城出任该校监督（即校长），为近代史上中国女性任此高级职务的第一人。
吕碧城在这所当时女子的最高学府，从教习提任到学校的监督，待了七、八年。她希望培养的学生将来也致力于教育和培养下一代，“为一个文明社会的将来尽各自的力量”。她把中国的传统学问与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结合起来，使北洋女子公学成为中国现代女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她希望她所培养的学生将来也能致力于教育和培养下一代，为一个文明社会的到来尽各自的力量。在此学习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国杰出的女权革命家、教育家、艺术家，如刘清扬、许广平、郭隆真、周道如等，她们都曾听过吕碧城授课。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曾经在这里亲聆吕碧城授课。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女子公学停办，后改为河北女子师范学校。吕碧城离职，不久后出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
晚年游历
吕碧城认为在这竞争的世界，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强国就必须四万万人合力，因此不能忽视二万万女子的力量。解放妇女，男女平权是国之强盛的唯一办法。她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影响世人，济世救民。民国元年（1912年），袁世凯在京登上民国总统宝座，吕碧城凭借与袁世凯的旧交，先出任总统府机要秘书，后又担任参政一职。她雌心勃勃，欲一展抱负，但黑暗的官场让她觉得心灰意冷，等到1915年袁世凯蓄谋称帝野心昭昭时，吕碧城毅然辞官离京，移居上海。她与外商合办贸易，两三年间，就积聚起可观财富，在上海静安寺路自建洋房别墅，其住宅之豪华，生活之奢侈，为沪上人士所艳羡生妒。可见同时也有非凡的经济头脑。
民国七年（1918年），吕碧城前往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与美术，兼为上海《时报》特约记者，将她看到的美国之种种情形发回中国，让中国人与她一起看世界。四年后学成归国。民国十五年（1926年），吕碧城再度只身出国，漫游欧美，此次走的时间更长，达7年之久。她将自己的见闻写成《欧美漫游录》（又名《鸿雪因缘》），先后连载于北京《顺天时报》和上海《半月》杂志。吕碧城两度周游世界，写了大量描述西方风土人情的诗词，脍炙人口，传诵一时。她尤擅填词，吟咏自如，被誉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传世著作有《吕碧城集》《信芳集》《晓珠词》《雪绘词》《香光小录》等。
民国十七年（1928年），她参加了世界动物保护委员会，决计创办中国保护动物会，并在日内瓦断荤。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她接受国际保护动物会的邀请赴维也纳参加大会，并盛装登台作了演讲，与会代表惊叹不已。在游历的过程中，她不管走到哪里，都特别注重自己的外表和言行，她认为自己在代表中国二万万女同胞，她要让世人领略中国女性的风采。此后，她周游列国，宣讲动物保护的理念，成为这一组织中最出色的宣传员。
民国十九年（1930年）吕碧城正式皈依三宝，成为在家居士，法名“曼智”。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月24日，吕碧城在香港九龙孤独辞世，享年61岁。遗命不留尸骨，火化成灰后将骨灰和面为丸，投于南中国海。

人际纠纷
英敛之与吕碧城相识后，因为欣赏其才华胆识，一度生出倾慕之心。英敛之的妻子淑仲以女性的直觉感到丈夫的热心有些过了头，暗自伤心悲痛，几欲离家避走。最后，英敛之“发乎情，止乎礼”，以君子之风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只在事业上给予吕碧城以指引支持，不但对她力加拔擢，还将她引荐给当时的众多社会名流。1905年，英敛之收集吕碧城与其两位姐姐的诗作，编印成《吕氏三姊妹集》，并亲自为之作序，称三姊妹为“硕果晨星”式的人物，更赞誉吕碧城为“祥麟威凤”，其抱负志向连许多男子尚不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英敛之和吕碧城之间的关系却慢慢地出现了不和谐的音调。
首先，虽然在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自强、主张开启民智等方面，两人一拍即合，但在具体做法上，却又有着区别。英敛之本身是满族正红旗，妻子淑仲则是皇族，所以英敛之虽然主张变法维新，但是不赞成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他希望通过温和、渐进的改良方式，实行君主立宪，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而吕碧城对清政府毫无好感，相反，却对激进的革命党人抱有深厚的理解和同情。1912年，溥仪退位，帝制瓦解，吕碧城欢喜于民国之建立，曾赋诗云：“莫问他乡与故乡，逢春佳兴总悠扬。金瓯永奠开新府，沧海横飞破大荒。雨足万花争蓓蕾，烟消一鹗自回翔。新诗满载东溟去，指点云帆当在望。”
其次，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上，两人也有很大的不同。英敛之受康、梁影响很深，与梁启超来往密切。戊戌变法失败后，英敛之也在清廷的缉拿名单上。他先后携妻儿避难于香港、越南，最后才落足天津。他在1899年8月发表于澳门《知新报》上的《党祸余言》中说，自己对变法失败“深感郁结，心不能已”，也因为如此，他对在戊戌政变中向荣禄告密的袁世凯可以说是深恶痛绝。1905年，《大公报》宣传抵制美货，激怒袁世凯，袁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而英敛之亦利用手中的笔奋起反击，连发数文，反使报纸销量骤增。袁世凯转而采用拉拢的办法，均遭到英敛之拒绝。而吕碧城和袁世凯素无过节，相反，对于袁世凯的襄助女学之举，她颇有好感，对于袁的胆识才干，她也甚为欣赏，也因此与袁越走越近，直至出任袁的总统府秘书。
在个人层面上，吕碧城个性很强，遇事极有主见，随着交往日多，在各种事情上，难免与英敛之言语失和，甚至发生矛盾争执。由于英敛之对吕碧城恩情太深，所以这时吕碧城即使没有忘恩之心，在别人看来，也难免有负义之嫌。英敛之对她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欣赏渐渐地变为不耐和反感，在日记中甚至斥之为“不通”、“虚骄刻薄，态极可鄙”。随后发生的另一件事，终于将两人本已不睦的关系推向了破裂。
吕碧城性喜奢华，打扮新潮，这些都为英敛之所不喜，并曾因此批评过她，吕碧城对此不以为意，依旧我行我素。1908年，《大公报》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师表有亏》的短文，批评几位教习打扮妖艳，不东不西，不中不外，招摇过市，有损于师德。当时的女教习并不多，打扮妖艳者更屈指可数，又兼英敛之之前曾经对自己的装扮有过微词，吕碧城读后觉得这是在刻意讥刺自己，于是在《津报》上发表文章，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英敛之在日记中记道：“碧城因《大公报》白话，登有劝女教习不当妖艳招摇一段，疑为讥彼。旋于《津报》登有驳文，强词夺理，极为可笑。数日后，彼来信，洋洋千言分辩，予乃答书，亦千余言。此后遂永不来馆。”
尽管英、吕二人在后来恢复了往来，互通书信，吕碧城还一度前往香山探望英敛之，但相比于当日津门初见时的言笑晏晏、相谈甚欢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险遭被捕
吕碧城一直对感情抱着一种审慎的、若即若离的态度。虽然因为美丽聪慧，才华出众，少得大名，而又性情豪爽，喜交际，她身边一直不乏怜香惜玉的护花之人，这其中就包括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
当日秋瑾被俘，官府抄检她的住处时，发现了她与吕碧城来往的书信，又兼吕碧城曾经在秋瑾所办的女报上发表文章，于是欲派人抓捕吕碧城。严复曾说吕碧城“自秋瑾被害后，亦为惊弓之鸟矣”，吕碧城也说自己“几同遇难竟获幸免”。后因与袁世凯、袁克文有旧而幸免遇难。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袁克文又向父亲建议，聘请吕碧城出任女官，可以自由出入新华宫。当时袁克文自己便住在中南海流水音，由此与吕碧城过从渐密。袁与友人在北海举行诗会，吕碧城也经常参加，与之诗词唱和，结伴出游。樊增山曾有诗赞吕碧城曰：“天然眉目含英气，到处湖山养性灵。”袁克文也知吕碧城不是凡俗女子，因此对她敬爱有加。时任总统府外交肃政史的费树蔚与袁克文、吕碧城皆为好友，后来费树蔚在为吕碧城《信芳集》所作的序中云“予识吕碧城垂二十年，爱之重之，非徒以其文采票姚也。其人自守洁，见地超于人，忠恕绝去拘阏，而不为诞曼”。一次他试探吕碧城是否属意于袁克文，吕碧城笑而不答，后再提及，吕碧城答曰：“袁属公子哥，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
1915年春，吕碧城登长城，写下了一阕《浪淘沙》，不久，吕碧城抽身远走上海。
绝情独身
吕碧城幼时曾被许配给同乡汪家，待吕家遭遇家难，汪家就退了婚。此后，她一生未涉婚姻。据王忠和的《吕碧城传》讲述，吕碧城在天津师从严复时，后者和傅增湘等都曾为她撮合婚事，介绍欲续弦的驻日公使胡惟德给她，被吕碧城拒绝。严复在给侄女的信里感叹：吕碧城心高气傲，眼中所见，没有一个中意者，自己曾劝她早觅佳偶，她颇不以为然，“大有立志不嫁以终其身之意”。
吕碧城为何错过姻缘？关心、好奇的人不少。她自己后来半开玩笑地解释道：生平所见，可称许的男子不多，梁任公（梁启超）早就有妻室了，汪季新（汪精卫）呢年岁又较轻（其实与她同岁），汪荣宝（担任过驻比利时、瑞士、日本公使等职，有《清史讲义》等著述）也不错，不过也有家室了。“我之目的不在资产及门第，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因此难得相当伴侣，东不成，西不合，有失机缘。”这番话既是调侃，也非虚言一能入她法眼的男子，本来就寥寥无几，分量和年岁相当，又还虚位以待的，更是寥若晨星，当然就宁缺毋滥了。吕碧城同时也补充道：“幸而手边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耳。”她自有资产，无须为衣食之忧而勉强嫁人，当然更多了一分挑剔。

吕碧城12岁时，诗词书画的造诣已达到一定水准，书香之家的熏陶，使得吕碧城早慧：“自幼即有才藻名，工诗文，善丹青，能治印，并娴音律，词尤著称于世，每有词作问世，远近争相传诵。”当时有“才子”美称的樊增祥读了吕碧城的诗词，拍案叫绝。当有人告诉他这只是一位12岁少女的作品时，他不能相信“夜雨谈兵，春风说剑”，如此词句出自一个小女孩之手。
作为《大公报》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位女编辑，女性撰稿人，吕碧城闻名20世纪初京津地区。她的诗词创作，有着不小的天赋和才华，是辛亥革命前后著名的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被称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
她不仅亲身参与教育实践活动，还特别注意宣传自己的教育主张，对宣传兴办新式女子教育的益处不遗余力，大力推动了近代女子教育，开创近代教育史上女子执掌校政的先例。
吕碧城不仅是女子教育的提倡者和组织者，还是男女平等的呼吁者和先行者，是提倡女权和女学的急先锋。她在《大公报》上陆续发表的一些关于女学、女权和女子教育等方面的文章诗词，受到极大关注和响应，众多文人学士纷纷投诗相和。此外，吕碧城一直坚持只用文言创作，反对“五四”时期开始的白话文运动。
吕碧城的诗词文章，手笔婉约，敏感玲珑，别见雄奇，却又暗蓄孤愤，曾产生很大的影响。柳亚子称她“足以担当女诗人而无愧”；词学家龙榆生称誉她是“凤毛麟角之才女”，“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诗人易实甫认为其“诗文见解之高，才笔之艳，皆非寻常操觚家所有也”。她毕生用文言写作，时光变迁，其文名渐被湮没。时至今日，这位民国女侠，已鲜为人知了。

1903年，吕碧城任《大公报》第一个女编辑，成为中国史上第一位女编辑，中国近代最早的女性撰稿人之一，开创中国新闻界先河。在任《大公报》主笔期间，她发表了大量尊重女权、倡导妇女解放的诗词杂文，是中国女权运动的首倡者之一。
1904年9月，吕碧城任北洋女子公学（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总教习；两年后，任监督（相当于现代的“校长”），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女性任此高级职务的第一人，开创近代教育史上女子执掌校政先例。
吕碧城把中国的传统学问与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结合起来，使北洋女子公学成为中国现代女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直到北洋女子公学的成立，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女子学校，并培养了大量女权革命家。
1912年3月，吕碧城受聘担任总统府机要秘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女子任此高职的第一人。
1928年，吕碧城参加世界动物保护委员会，决计创办中国保护动物会，成为中国近代首批动物保护主义者。